美式标准引领下TPP不扩容 我国面临外贸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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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标准引领下TPP不扩容 我国面临外贸战略抉择

TPP不扩容 中国面临外贸战略抉择

在国际贸易重构的过程中，中国已走到了如何避免“被边缘化”的岔路口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多年的井喷式发展后，中国开始与这个组织一起，感受到了国际贸易制度重构过程中的“被边缘化”压力。

亚太地区，在“美式高标准”的引领下，覆盖了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近似乎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而中国参与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远远未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WTO日内瓦总部，中国也能越发明显感受到近年不断兴起的“美式标准”引领的多边贸易协定(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的冲击。包括中国已经参与的ITA(信息技术协定)、有意向参与的TISA(服务贸易协定)在内的一系列谈判，都在挑战着中国现有制度的底线。

许多国际学者倾向认为，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过程中的摩擦将不可避免。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形势来看，“美式标准”的区域倡议兴起背后，也有着WTO自身改革缓慢、18年来难以达成有效协议，各国从而顺势而为的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专访了TPP、RCEP的积极参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贸易部长后发现，不管中国是否有意愿加入“美式标准”的TPP，这些已有的成员都已决定不再扩容，希望协定规则达成之后，再考虑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加入请求。

过去，中国曾运用加入WTO这样的开放措施倒逼国内改革。现在，除了在多边领域的努力之外，中国如何统一国内对于开放的不同认识，进一步改革攻坚，从而在新时期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有主动地位，并获得发展机遇，已经成为必须做出的战略抉择。

TPP现在不会接纳中国

从美国引领TPP开始，中国国内的争议就没有停止。

一部分专家主张，应该立即加入谈判，并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这些规则直指中国经济的深层制度问题，难以快速加入。担心包括零关税、国企改革、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在内，每一项都直指中国的敏感点。

但是数位了解谈判进展的两派协调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并无实质意义，因为美国不会在这个阶段接纳中国。

接受本报专访的TPP贸易部长们也婉转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部长埃德·法斯特(Ed Fast)对本报记者说，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期待TPP未来成长，很多人可以加入。但目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达成一致，完成谈判。然后形成非常清晰的模板，以便其他成员可以加入。

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格罗泽(Tim Groser)的表述则是，没有任何成员希望，不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像汤加这样的小国，在近期加入TPP谈判。因为现有12个成员正在努力，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希望先达成一致，再谈其他国家加入的可能。

区域贸易倡议之于大国，除了经济利益，更大程度在于政治战略考量，深层次的战略互信是最基本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要在谈判桌前进行缔结自贸区这种亲密级别的互动，还不太现实。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TPP自身能否达成一致也是前途未卜。从最开始雄心勃勃地宣称去年末达成一致，到去年末宣称今年年中达成一致，再到如今连接受记者采访的被日内瓦谈判精英圈广泛认可的蒂姆·格罗泽也难以给出哪怕最模糊的时间预期。

这种顾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协议涉及的最大经济体量的美日两国能否实现谈判突破，才是推进TPP的关键点。然而农产品(9.48, -0.19, -1.96%)与汽车分别涉及双方多年难破的核心利益，达成协议恐怕相当困难。

从最近两轮的密集谈判来看，不论在新加坡还是在华盛顿，核心分歧仍然难以解决。当地时间5月31日，TPP会议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本次会谈的焦点主要围绕牛肉和猪肉的关税问题，美方希望在肉类进口量骤增时，能够将关税提升至原来的水平，但针对“日美安保条约”中的条件调整双方均不让步，所以决定将在东京再次展开谈判。

可以想象，另一个核心问题，即美国汽车领域的市场开放，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对本报记者评论说，一方面，生产猪牛肉的农民是安倍竞选的重要票仓；另一方面，美国的中期选举又将临近，贸易谈判代表可以被授权的谈判空间也有限。因此，选举结束前，几乎一定是达不成协定的。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虽然全面达成协定的时间表目前尚不可知，但是至少达成阶段性成果还是完全可能的。目前，TPP的谈判磋商正在以每个月更新的速度快速进行着。从确定美日加(拿大)核心分歧，缩减到美日分歧，现在分歧又在寻求突破中，从日本不同意农产品关税减让，聚焦到“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措施。

不论何种高标准最终达成，中国被阻隔在这样高标准的大市场之外，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说，过了这个政治敏感阶段，一旦TPP得以达成，中国再想加入已经达成的高标准谈判中，其难度将堪比“二次入世”。

中国仍应有所作为

在一揽子协定达成之后，除了在日内瓦密集地组织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巴西籍WTO总干事阿泽维多重新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全球领袖“多哈政治意愿拉票”之旅。

5月的行程定在了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东亚，虽然他走访的中日韩三国高层都给予了积极的反馈，但他必须面对的尴尬是，大国的主要谈判重点已经放在了自贸领域。

而对一直坚持力挺多边，双边区域协定进展缓慢的中国，翻开世界地图，也会发现，涉及其他国家的区域自贸协定，已经从点状蔓延成网状。

中国目前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在谈的有6个。但是，中国的自贸区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在相互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承诺不多。如果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2%，远远低于美国的40%、欧盟的28%、韩国的35%、墨西哥的81%。

据WTO统计，目前全球向WTO通报并实施的自贸区已经达到247个，其中相当数量的自贸区都是近年完成的。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已经在各个区域贸易安排、自贸区当中来进行，并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进一步发展。

大多数自贸协定，首先开始于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较高、人口较少的小国，建成高标准、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稳定国内经济。以同在东亚的韩国为例，自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各个领域都做到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与世界上大多数重要经济体都签署了自贸协定。其中和美国建立的美韩自贸协定，标准已经不低于TPP。

随着美国的逐步参与并推动，这些自贸区开始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其中，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TPP最为重视，推进力度最大。

而在全球所有正在形成的双边及区域自贸协定中，也正因为有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欧盟的参与，并承诺与极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小国同样程度的开放水平，TPP、RCEP，以及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才会显得如此的有世界级影响力。

当前的自贸区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的议题，而是拓展到知识产权、金融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21世纪议程。关注的重点，传统的贸易谈判是谈边境措施、关税、非关税、开放、市场准入，现在的谈判重点是协调各国边境内的法规和标准、措施。

具体到亚太地区，过去20年，东亚国家共签署了63个自贸协定，占全球的1/3。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10年完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式标准”的介入也是顺应这种潮流的作为。进一步说，这些标准，有相当部分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改革方向的认定颇为契合，但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节奏却未必与之全然合拍。

新任中国驻WTO代表俞建华在去年中旬则分析认为，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新变化，也落后于相关国家利益的诉求，同各个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的现实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

近10年来，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然而，多边贸易规则还停留在1994年达成的乌拉圭贸易协议，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无法满足当前各国产业发展和彼此间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的需要。各国迫切希望通过自贸区进一步加强市场的整合，并就新的合作重点领域制定出新的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不可能与美国缔结完全亲密的自贸协定，却可以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对接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美式标准”，做到渐进式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放宣言，让海内外都看到了积极的信号。对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已经开启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实质性谈判。在APEC提出的进行FTAAP(亚太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也得到全面支持，并形成青岛宣言，确立时间表；对内，上海自贸区也在进行各种制度性的探索与尝试。

对于中国来说，统一落实这种认识的步骤显得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上海自贸区的进展便是统一认识的方式，以及实施实质性改革的信号。在区内如何协调涉及到的多部委政策，尽快形成明确可复制的改革措施，将“负面清单”等改革实际落地，将是给予外界信心的重要标志。（第一财经日报 郭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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