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产能过剩不能只做“减法”

【昨日要闻回顾】

今日新闻辑要 解读经济会议：增速与改革取舍 稳中求进具有新意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4年1月起我国将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

中国压缩钢铁产能，究竟能否取得实质进展？

流动性“吃紧” 国库定存遭“紧吃”

雾霾致104城市重度沦陷 “关停”成常态 中国进入生态还债高发期

未完成节能减排地区停批高耗能项目 河北钢铁惊现人事“大地震”

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在7.5%至8% 县改市开闸在即 控制大城市规模

宝钢小幅上调明年1月钢价 取消两项审批权 煤炭经营垄断始破

11月末M2同比增长14.2% 前11个月我国遭遇贸易摩擦案件80起

11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15.9% 前1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6.06万亿

11月份国内钢铁产量创年内新低 前11月中国汽车产销超去年全年

据海外媒体报道：朝鲜发现世界最大稀土矿 理论价值数万亿美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治理产能过剩不能只做“减法”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12月6日发布的《2014年中国钢铁需求预测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和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分别为7.8亿吨和8.1亿吨，分别同比增长6.7%和3.8%；另据12月5日德勤发布的《2013中国清洁技术行业调查报告》显示，随着光伏行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内部扶持政策日渐清晰和稳定，业界对于中国光伏行业回暖预期趋于乐观，中国光伏应用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产业扩张。

由此可见，在中国宏观经济预期向好的刺激下，尽管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还未现根本性改观，但部分工业企业的产能扩张冲动依然存在。这也表明，旨在通过强化行政化手段以压缩过剩产业规模的“减法式”去产能化宏观调控措施将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自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刚过去的几年，我们先是制定了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目录，接着干脆把80%的现有钢铁产能纳入考核“黑白名单”，企图通过划分“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的严格筛查方式来决定已有钢铁企业的“去留”，今年10月份更是提出“压缩钢铁产能总量8000万吨以上”的具体化目标。

然而，几番调控下来，产能过剩问题好像愈演越烈。中钢协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2006-2012年的7年间累计减少的粗钢产能为7600万吨，但在这期间国内累计新增的粗钢产量产能达到4.4亿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相比已经淘汰掉的产能，近年新增的产能是已淘汰掉产能的近六倍。越亏损越生产，越治理产能越增加，为何中国的去产能之路会陷入如此的怪圈呢？笔者以为，这足以说明以往我们过重依赖行政手段去产能的做法需要好好反思。

“减法式”去产能化的手段无非就是两条：一是严格限制新项目上马；二是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目录。首先，限制新项目上马，是不是也限制了新技术的进入呢？其次，淘汰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一是高能耗或高污染；二是规模小。基于节能减排的第一条淘汰标准尚能理解，而第二条标准就值得商榷了。规模小就不好吗？规模小就该淘汰吗？不管你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而只以规模大小论英雄是不是太简单化了呢？

所以，在“做大GDP、做大政绩”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对付过剩产能治理的法宝就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管辖下的企业规模做大。一是做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人让企业获得低成本的融资，或者干脆给予这些企业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帮助企业拓展规模；二是强拉郎配或者直接“国进民退”，让辖区内的企业兼并重组，先把这些企业做到“大而不能倒”再说。政府这样主导的结果就是过剩行业的企业不去琢磨如何产业升级，而是花更多的精力去琢磨如何把规模做大，即使把自己做成了“僵尸企业”也在所不辞，因为只有规模做大了才不会被淘汰，才能先活下来。

如此一来，做“减法”去产能就会有两个大阻碍：一是企业自己不愿意；二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本来去产能是市场自己的事情，是靠优胜劣汰来自主完成的，但是中间插入一个地方政府就演化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问题，就增加了去产能化的不确定性。国际经验也表明，对过剩产能的行政性压缩，一般并不会取得实质性效果，调整产能过剩或不足的最根本最有效手段还是市场力量，那就是通过优胜劣汰，通过企业自愿基础上的重组兼并，让有竞争力的新企业“进得来”，同时让落后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出得去”。

要让有竞争力的新企业“进得来”，就要求政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不仅要会做“减法”，更要学会做“加法”，因为对于严重产能过剩行业而言，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与结构转型才是化解和调整过剩产能的最重要方式。以钢铁行业为例，虽然我国早已是世界钢产量第一大国(粗钢产量约占世界的50%)，但特种钢材却严重依赖进口(每年进口量超过1000万吨)。在出口方面，2013年我国钢材出口大约在6000万吨左右，占全年钢铁产量的比例还不足8%，占世界钢铁贸易额的比例还不足15%。也就是说，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根子还是出在钢铁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竞争力不强上。

因此，在当前，作为政府一方，应对产能过剩的政策重点应是维护市场竞争环境，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和“调结构”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自己冲到前面去当裁判，去自告奋勇地决定淘汰谁或不淘汰谁。因为在产能过剩时，任何企业都希望淘汰别人而让自己留下以便“熬过”暂时的苦日子，这时候如果政府冲出来阻止新进入者并淘汰小规模经营者，就会坚定大企业继续扩大规模占领市场的决心，而不是把精力用在产品的创新上。

而作为企业一方，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此轮的产能过剩不同于以往的两次，要想度过“寒冬”，经历较长时间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既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更要有“潜心修炼内功”专心产业升级的打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产能过剩，第一次在世纪之交，第二次在2003－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过剩产能靠房地产快速发展和加入WTO后的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需求扩大安全消化，那么这一次呢？能不能靠需求再上新台阶来消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希望不大。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企业根据以往的经验，认定这次产能过剩可能也会很快过去，所以想提前“占位”，这种想法会非常危险。（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赵晓 陈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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