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对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比一些低收入国家高了，这时候仍然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竞争力低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但同时中国的高新科技水平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强，也竞争不过高收入国家，高不成低不就，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当年拉美发生过，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也发生过。

樊纲称，中国现在很多沿海地区的企业也都在讲成本提高后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成本提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劳动成本本身提高，另一方面是汇率在提高。所以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一些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空心化的一些现象开始出现，所以国际上有人已经发出警告。

究竟该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樊纲说，上述谈到的无非涉及一件事，即竞争力下降。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企业的一种生产能力，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与成本的相对关系，取决于是否可以用同等成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者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

樊纲强调，所谓竞争力是否丧失，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他指出要区分两个概念：劳动成本与工资，工资指的是对劳动者支付的货币，劳动成本指的是单位产品当中工资成本所占的份额。劳动成本的概念与工资的概念有联系，中间隔着一个概念，叫做劳动生产力。工资可以提高，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得更快的话，劳动成本可以降低，因此工资提高不一定竞争力下降。

陷阱的实质是工资福利上涨快于生产力提高

所以，第一个推论是进入中等收入不等于必然丧失竞争力。工资到了中等，如果生产力提得更高就不会有陷阱，而且由于劳动成本会下降，生产力、竞争力反而会增长。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能够不断地提高生产力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丧失竞争力。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提高生产力有困难，高新科技产业薄弱，创新能力较差，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改进。但这里有一个误区，我们往往一说提高竞争力、生产力，讲的就是搞高科技产业，淘汰落后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这是错的。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仍然可以提高生产力、进行创新。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还有管理的创新、营销手段的创新、品牌的创新等等。樊纲说，部分学者、媒体唱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鼓吹搞房地产、金融，使得很多企业转产，进入到它本不熟悉的产业，使得刚刚熟悉这个领域的中国企业，在刚刚形成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后，就放弃了。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如果隔三两年就转产，是不可能培养出的。

第二个推论是反过来的一个推论：任何收入水平上都可能掉入陷阱。因任何一个收入水平上，都有工资的提高快于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比如现在的欧洲。

第三个推论，如果生产力是中等，工资也是中等，竞争力不会下降。如果劳动力市场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社保体制与工资体制相适应，中等的工资与中等的生产力相适应，也不会有陷阱，只不过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而已。产业链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不是跳跃的，不只有低端部门或者高端部门，任何一个生产力水平都有可做的事。中等收入国家教育水平还没有发达国家高，低端的产业又做不过低收入国家，那就做中间的事情。把中间的事情做好仍然可以经济发展，仍然可以提高收入，中等收入本身不是问题。

第四个推论，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中等收入陷阱最基本的问题是工资福利上涨幅度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幅度。

中国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

樊纲说，谈中等收入陷阱时，必须要认识到只有和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能叫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国有企业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不能算作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并不一定和中等收入相关。

樊刚认为，中国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中国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但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没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人们一作比较就会觉得不幸福。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当过中等收入国家，欧洲那些国家它们当时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从来没有一个参照系。落后国家的增长、发展过程很大一部分压力是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存在。发达国家早年没有参照系，可以比较容易走过这个阶段，尽管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阶段往往比较焦虑。

樊纲说，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时，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所谓当世界分化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到中等收入的时候产生的特殊问题—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产生福利赶超的冲动，可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他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人人都要求增加社会保障的阶段，经济学家的责任是警告政治家们不要超支。

农民工早退是城市化滞后陷阱

樊纲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导致现在工资提高过快的一个因素，即农民工早退。

单从理论分析来看工资不应该涨，因为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第一，到刘易斯拐点时，其它国家的经验通常是农民在劳动力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中国现在官方的统计还剩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如果剔除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这些人的话，还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所以现在劳动力不应该短缺。第二，刘易斯拐点的边际条件是农民的工资基本等于农民工的工资。扣除迁移成本，需要基本上趋于相等。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农民的年收入不到农民工年收入的一半。综上所述，所以边际条件不成立，数量条件也不成立，中国现在本不应该出现民工荒，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农民工早退。

所谓早退，是指农民工由于在城里没有长期的安居立业的条件，打工一些年后就回到家乡。这些人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供给，导致了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工资的过快上涨。樊纲认为，这其实是城市化滞后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拖了工业化后腿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程度达到将近百分之七十，城市化程度却只有百分之五十，这是中国的特殊问题，是现在中国工资成本提高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这严格说来不属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属于城市化滞后陷阱的问题。所以，对中国而言，现在特别重要的是加快城市化步伐。

樊纲说，这个问题不一定导致中国彻底空心化。我们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成本高，就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来缓解工资等各种成本上涨过快的情况，使所谓的城市化滞后陷阱不至于严重地阻碍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

问与答

问：竞争力不变或者竞争力上升等价于劳动成本占比不变或者下降，竞争力提高就意味着政府所得下降，企业所得下降，或者两个综合下降，而劳动的收入上升，这种不对称性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樊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一个社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这个也是如何走到中等收入阶段到达一个富裕的阶段，理想的状态是你说政府利润工资，这三个收入的比率基本上是趋于平衡，是基本上不变的。现在中国所处的阶段，资本和公共收入的占比可能会比较高，因为现在储蓄率比较高，因为现在可能需要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企业正在积累阶段，资本还是稀缺的，还在积累财富的阶段。

问：用工荒是否与现行的生育政策、人口政策所导致生产力的数量减少有关？

樊纲：城里的劳动力供给确实受了一胎政策的限制，但是应该说农民工的供给基本上不是一胎，农村基本上是两胎到三胎，所以说从农民工的供给角度来讲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如果进一步发展大家都进城了，都真正一胎化了，将来中国会出现一个很快的人口下降的问题。即使到了那个时候道理还是这个道理，那时候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大放缓，因为人口减少了，而且我们的储蓄率也会大大下降，因为负储蓄比正储蓄要增加了。但是仍然不构成掉入陷阱的理由，如果你能够进行调整的话。（来源：经济参考报作者：方烨何萍）

【观察思考】

许小年评基尼系数：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人民日报：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付完房租仅够温饱

中国式扶贫进入大决战仍面临返贫压力大等挑战

中国建筑孔庆平去年年薪超837万涉违规

房企大佬任志强理发450 网友：按面积算不贵

山东商人45万拍下任志强3小时未谈房地产

“公务员房”传闻搅和楼市触动多条敏感神经

曾培炎：贫富差距在我们国家相当程度地存在

澳门赌场追债两内地富豪其中1人曾上福布斯榜

福建富商嫁女赠2.1亿天价嫁妆被质疑另类营销

卡梅伦：发展中国家官员剥夺资源变富百姓却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