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从会后发布的公告看，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备受百姓关注。其中提到，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实现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做到公平？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著名财经评论员刘戈共同评论。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改革再出发。收入分配改革怎么改？如何做到更公平？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关系着百姓的钱袋子，尽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2.5%。可不少人还在问：为什么我的工资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脚步？为什么做同样的工作，我的工资却没有他高？

29岁的主明鑫10年前就来到了北京，曾干过四年的餐馆服务员，后来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里做了六年的一线操作工，对主明鑫来说，除了必要的开支，他什么都不敢买。

记者：你一个月挣2500块钱，够不够花？

主明鑫：不够花，现在物价高，买东西比以前贵多了，在我们这工资也有点低，每月给家里寄1000块钱，剩1500块钱，然后你像手机话费得200块钱。出来上班七八年了，干几年攒点钱回家干点别的，开个小饭馆了，打工挣不着钱。

在城市低收入者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群体，王阿姨与老伴都70多岁了，老两口以前都在工厂工作，退休多年，虽然比起五年前，老两口的退休金现在几乎翻了一倍，但他们还是得省着点钱。

王阿姨：他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一共花了10万左右。自己掏了好几万，当时很难很难，别出现太大的灾害，就够用的了，一旦出现大的灾害，那肯定不够用。

收入分配改革怎么改？改什么？民众充满期待。

张燕生：蛋糕越做越大但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不多

我们可以对比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 2000年到2010年，就是过去的10年，GDP的增速是10.7，它高于人均GDP的增速，而人均GDP的增速是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的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城镇是高于农村，农村是高于农民工。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从这个数据来讲，我们在过去的10年，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的不多。

从国家来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转变，就是要两个翻番。一个就是GDP增长在2020年要翻番，还有一个就是城乡人均实际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说要让老百姓实际收入的增长跟上GDP的增长。从去年的数据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GDP的增速是7.那么城镇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就明显高于7.7，而农村是高于城市，农民工是高于农民，那么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都能看到城乡的差距、区域的差距实际上都是处于缩小的。

另外一个方面，过去的农民工的收入800块钱一个月，实际上有一个调查，1995年到2005年，农民工的收入就是在800块，那么就是农民工的民意工资增长没有赶上通胀，那么这里确实有一个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剩余的劳动力要上岗。在这个时期，我们会发现，农民工挣的钱、寄回家的钱全是靠加班。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能够观察到，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快速增长，包括农民的权益开始得到充分的改善，确确实实生活上升的更快。

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如果过去10年，我们加速了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比如煤炭和资源税能够从从量税改成从价税，50块钱一吨的煤的税收负担和1000块钱一吨煤的税收负担是非常不一样的，因此就是资源，像能源、煤炭、石油、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升的财富能够用税收的方式回归国家，然后国家把它用来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贫富差距会缩小。

刘戈：生活成本的上涨抵消掉了收入增长的速度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主明鑫是比较典型的，所谓的低收入人群当中的一员，那么他作为一个农民工，实际上单从收入数额来讲，其实这几年增长速度是很快的，2500块的收入在农民工里算相对比较低的。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泥瓦匠，比如说搞装修的工人，一个月四五千也非常多。从数值来讲，他们这种增长速度恰好这几年是高于GDP的速度，是快的，但是他为什么觉得钱不够花？待在这个城市里面觉得生活比较窘迫呢？两个原因，一个是这几年生活成本上涨比较快，房租，吃饭，这些费用可能就抵消掉了它增长的速度。

刘戈：通过合理公平的税制实现我们改革的目标

关键是怎么做，其实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对于医疗、教育的投入，那么这样需要税收。在之前税收的方式来讲，是不是能够有一种公平正义的在里面？比如说在三中全会公报里面非常明确，就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是什么？两条，第一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二条增进人民福祉。那么这两条是符合我们税制，我们其它的各项改革是不是全面深化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税制也好，对于其它的这样一些治理方式，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能够给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更公平的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分享。那下一步，我们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本着更多而且更公平的原则，能够设置出来更完整的、更可持续的更加合理的税制。通过这样一些税制，能够实现我们的改革的目标。

张燕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收入分配改革要能够及时跟上

实际上来讲，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怎么能够把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能够及时跟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们说这项改革就是政府职能改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也就是政府在总公共品领域可干和可不干的事情，政府要不干的话，那么政府可以节约一大笔公共的财政资源，这笔钱就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包括社会的保障，像基本的住房，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医疗，基本的养老。

刘戈：要进行合理适当的税制改革

其实在去年的收入体制改革方案里也提到，包括房产税，适当的时候还要讨论遗产税等一些问题。当然，税不能是永远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那可能就要减税。有一次，我跟一个企业家谈起来，我说如果你挣的钱越来越多的投入到新的再生产当中，开设更多的工厂，那可能国家应该给你减税，如果你把这个钱拿出来去买了别墅，然后买了更多的房子，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就应该在这个保有环节里面征你更多的税，那么这样的话，它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它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种治理的方式。

张燕生：要激励人们用汗水发财致富而不是寻租带来的收入

我个人觉得共同富裕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把共同富裕第一阶段的目标，我个人觉得有三个问题应该解决好。第一，共同富裕首先应该体现在，也就是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反复提到的叫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那么这个基本公平实际上就是说，要激励人们用汗水发财致富，是劳动收入，而不是寻租带来的收入。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真正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同时能够让市场机制非常的公平，非歧视，透明；第二，要真正抓好，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也就是在初次分配方面要体现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公平，非歧视和透明的市场经济。

第三，要真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像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就是说，怎么能够把政府的正能量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把这些职能发挥好，同时能够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也就是把政府和市场的合作的正能量能够用好，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避免政府和市场的负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十八大，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相信就会在收入分配方面迈出一个新步子，探索一个新模式。

熊健：政府、企业、居民相较居民收入增长最慢

(《人民日报》经济版编辑《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什么，往往说明缺少什么。这句话表明，我们现在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并非合理有序，具体来说，国民收入分配存在三个层面的扭曲。第一，宏观层面。政府，企业，居民这三者30多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最快，企业利润增长次之，居民收入增长最慢；第二，中观层面，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之间收入分配失衡；第三，微观层面，个人能力，竞争机会，市场秩序等因素，造成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

由于存在这三个层面的扭曲，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消费需求启动不畅，而消费需求，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推手，别看双十一淘宝天猫[微博]消费了350亿元，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居民消费还有待释放，所以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消费倾向，不仅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下一步，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首先政府要保障财政不过度超收，同时减少开支；其次，在企业方面，政府需要改革现在的利率政策，加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的比例，企业也要向居民让利。（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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