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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1天新增贷1550亿/《瞭望》：官员推诿地方债2013-08-16 06:08
【昨日要闻回顾】 前11天新增贷款1550亿 信贷不振反衬地方“投资热”
GDP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从四川、贵州，再到安徽、江苏，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投资热情似乎重新高涨。不过，经历了6月流动性大考验的中国银行体系，并没有因此再度受到感染。 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8月前11天，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新增信贷投放1550亿元，平稳的投放节奏与银行间市场相对偏紧的状态相呼应。 7-8月份，商业银行谨慎的信贷投放节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收缩，均显示流动性承压的商业银行并未准备再来一轮“投资热”。 “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信贷有效需求仍然不足。”8月14日，某国有大行小企业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少分行表示要实现年初总行制定的小企业贷款增速和投放目标，“压力很大”。 监管机构数据也显示，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连续7个季度反弹。截至2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5395亿元，上半年累计增加467亿元；东部省份成为最早受到经济下行冲击的地区。 在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不良贷款最多的10个省份中，江苏、浙江、上海分别以182亿、106亿和89亿元位列前三。 8月14日，地方政府等来了中央新一轮产业振兴计划。当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两年内达到3.2万亿信息消费规模的短期目标已经出炉。 实际上，7月中旬，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上限”与“下限”论后，包括减税、铁路融资、简化企业出口审批等一系列促增长政策已经出台。 “下半年可预期的是未来5年1000万套棚户区改造、总计2.5万亿的投资计划会逐步落实。”一位政策性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还有多少个2.5万亿？ 有关地方政府投资热情启动的判断，来自于对7月中旬李克强总理有关中国经济下限论的观点。市场普遍认为，中国今年GDP增速下限仍然是7.5%。 高盛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在最新报告中关注到了7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促增长政策，比如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多渠道筹集铁路建设资金，以中央财政性资金为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为出口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彻底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等等。 再加上此前6月27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拿出的，今后5年再改造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各类棚户区的新方案。官方保守估计，投入将在2.5万亿左右。 “预计此番促增长的政策不会有显著成效。”哈继铭对政策短期效应表示怀疑。他指出，目前中国铁路建设行业被政府垄断，民营资本难以进入。而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仅能减税约300亿元（仅占2012年政府收入的0.2%）。 此外，考虑到贷款利率下限本就没有约束力，取消下限的措施并不会显著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市场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是否会重回依赖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对于它的担忧已经出现。正如哈继铭所言，在政府提出增长“下限论”之后，货币政策会否有所放松。 平台贷总量控制“难度增加” 货币政策暂时按兵不动，商业银行也没有迹象表明要放水。 数据显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仍然紧张。截至8月11日，四大行存款仍然维持月初流出的负增长态势，存款流失1630亿。 8月13日，央行进行了110亿元人民币7天期逆回购操作，这是央行连续第三周开展逆回购操作，也反映出银行间流动性相对偏紧的状态。 不过，担忧仍然存在。仅以正在展开的政府债务摸底为例，银监会在上半年监管会议中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口径平台贷款新增约4000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增量的3228亿元，平台贷款总量控制的难度明显增加。 此外，地方政府通过信托、理财、债券、基金等渠道获取的融资金额增长较快，其中相当比重的资金实际仍来源于银行。 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庞大的还款压力之下，“借新还旧”或许是商业银行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银监会也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现象较突出。 “到期贷款偿还压力较大，今年需要偿还的平台贷款为1.85万亿元，占全部平台贷款的19.3%，其中四季度到期贷款占全年的比重为32.6%。”监管机构指出。（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史进峰 北京报道） 官员推诿地方债：上届借钱搞工程 本届绝不还债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区调研采访时发现，地方税收结构单一、各类支出不断增加，地方对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增大基础设施投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基本可控”。采访中，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债务增长，而是债务不透明，到底有多少说不清；债务使用绩效不高，甚至有地方债务资金闲置两年没用；债务管理缺少科学的债务确认标准，使政府性债务风险难以评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市县乡基层领导没有良好的“债务意识”、“风险意识”，而且存在“债务递延”的“推诿心态”，这是地方债务逐年增加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考核亟待制定相应的“债务指标”。 税源结构单一致债务放大 基层政府税收结构单一、薄弱，抗风险能力偏弱，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逐年增大的主因。山西吕梁市方山县2012年财政总收入8.4亿元，其中6亿元收入来自一两家煤企，属于“一煤独大”式财政，当地2012年的取暖工程中还有2000多万元债务无法落实；2011年的三项整治工程债务还有数千万元。 山西省安泽县常年税收上缴压力大、可用财力少。近年来几乎每年上划财政都占当地财政收入65%以上，迄今为止还有历史欠账近2亿元未消化。到2017年之前，每年用于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2500万元左右，给县级预算安排带来了严重的压力。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辛庄镇自身的稳定税源只有3个小企业，财力很弱。镇长朱效波说：“即便是有高铁、高速路的前两年，每年镇上资金缺口都近2000万元，如今还拖欠了五六千万元历史债务。” 与此同时，对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改造城乡环境”，也是造成地方债务“越滚越大”的根源。我国各省区对未来5年城镇化率指标都很高，安徽是达到55%，河南52%，西藏35%，广西53%，湖北58%，云南48%。但发展速度快的背后，仍然是简单的大规模投资。如陕西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6万亿元，山西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1万亿元，广西的目标则是2017年投资达到3万亿元。 海通证券的一项调研表明：2009---2011年是我国城镇基建的高峰期，在9个有据可查的样本中，7个样本近年累计基建总投资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年收入的8--10倍，或是一年基建投资占一般财政预算年收入的1---2倍。江苏海安财政局局长张忠宏说：“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巨大的基础建设配套投入，对地方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真正能用现有财力去进行城镇化建设的县乡很少。” 化债手段只有融资和土地 国有企业税收上缴中央、资源税上缴省市……由于主要税种都集中上缴给了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级财政，只有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能够一次性给予地方大量财税收入。因此，地方市县政府化解地方债务的办法就离不开“融资”和“土地”，这就形成了盲目投资、脱离实际、过度举债的“逻辑根源”。 我国城市投融资平台主要集中在省级和市级。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自身在地方银行中“一股独大”的优势，“借道”地方银行谋求“发债”。广西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在前几年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形成了大量地方债务，如今进入还款高峰期。仅柳州市全年要偿还的地方债务就超过100亿元，而当年财政收入不过200亿元。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江苏分行与多个地方政府签订了金额超过200亿元的城镇化贷款意向协议，注入城镇化建设。新疆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获多家银行总额达600亿元的意向授信，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江苏梦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宝说：“这些项目其实还是‘寅吃卯粮’，地方政府以规划手段，以可用财力的3---5倍安排工程项目，通过工程结算款延期支付，但只用2---3成的财政支付完成全部工程建设的目标，其他7---8成的工程款则由民营施工企业垫付，最终还是暗藏巨大危机。” 而县级政府主要“靠土地”。新疆轮台县财政局局长保剑强说，2010年成立地方融资平台，2000万元注册资金，每笔担保200万元。现在担保了7000多万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土地进行质押。山东淄博市高青县财政局局长孟军告诉记者，近年来，高青县历史负债已经达到了10亿元左右，县里通过市级城市资产运营公司来拍卖土地，拍卖价格最高的达120万元/亩。为拿到土地指标，县里不遗余力地推行合村并居、旧村改造、集中社区，为土地指标开路。 缺少土地指标的地方财政危机日益暴露。江苏省海安县的土地利用规划到2020年可用土地指标为20000亩，但到2012年土地指标仅剩2000亩，土地指标的严重受制，必将成为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瓶颈。 乡镇政府只好“靠补贴”。莱芜市某镇累计负债超过8000万元，2013年的财税收入要完成4200万元基本上是“天方夜谭”。该镇政府负责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担任镇长，他总结化解乡镇财政困难方式为“一靠转移支付，二靠上级补贴，三才是靠当地企业”。 “债务指标”亟待建立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地方领导只有近忧无远虑，只管眼前事、本届事。一些领导坦言：“上任借了钱搞工程、搞项目，有口碑也有政绩；本届政府绝不能勒紧裤腰带还债。”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着“干满一届是熊蛋，两年有效是水平，三年挪窝有能耐。”这种政绩观迫使地方领导想方设法举债度日，收支平衡、地方发展风险等不进入考核视野，自然不会形成“长效机制”。 一些地方干部及专家认为，要化解地方债务问题，必须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就任之初、离任之时进行地方债务审计、债务公示和债务考核，形成地方政府可控的举债、还债机制。 首先，要使地方债务摆上台面，将县乡财政透明公开常态化。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发展博士杨天保认为，县乡财政收入支出要取信于民，就应该向老百姓公布一本看得懂的财政账目，使老百姓知道政府借债是否干了实事，逐步形成老百姓与地方官员对“是否借债、借债规模、偿债形式”等问题的关注度。 其次，构建资本性预算体系，尽快出台针对县乡基层政府的债务考核制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以中央财政的能力化解目前地方政府负债难题不大，但必须高度警惕债务增量的出现。这就需要尽快在省市县一级构建资本性预算体系，同时出台对基层政府的债务考核制度，从“制度建设”和“官员政绩”两个角度来形成地方债务问题的良好机制。 其三，在适当的时候，有选择性地为地方债“松绑”。一些学者认为，地方债的发行是解决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国际惯例，中央政府应尽快布局对收入稳定增长、还款来源可期的地方，给予发行地方债的鼓励性措施，将目前通过地方政府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发债等“遮遮掩掩”的地方债务“阳光透明”化，实现“开前门，堵后门”的目标。 其四，积极探索城镇化投入新来源，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专家认为，城镇化建设带来庞大资金需求，需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化的融资模式，综合运用长期债券、信托、股票等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难题，土地的增值收益也可用于逐步偿还地方债务。（《瞭望》新闻周刊/本文采访：吕福明、何丰伦、贺占军、陈刚、韩洁、吕晓宇）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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