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关注。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硬着陆”。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保持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增长，既防止高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宏观经济目标、政策与举措的重大决策，对世界宏观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范围内上下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反之，我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确有一个上下限范围，超过了上限就会造成过热，甚至“大起”，滑到下限以下又会造成不景气，甚至“大落”。探寻经济增长的上下限，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并没有一定之规，更多地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中加以总结和规定。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与成本，无论是它的上限还是下限，都是针对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也是针对短期与长期收益的比较。

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践，从经济增长的“上限”角度来看，一是防止高通货膨胀率，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从历史经验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底线不要超过5%，我把它称之为高通货膨胀“上限”约束，最好控制在3%左右，属于适度的、温和的低通胀。第二个“上限”约束是“资源环境约束”，这就体现在“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有的是与GDP挂钩，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有的不是与GDP挂钩，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它们不是软约束，而是硬约束。超过了这些指标，就使得资源环境的生态代价大幅度增加。

所谓“下限”，一是防止通货紧缩，即CPI上涨率不要小于1.0%，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至2002年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并引发内需严重不足，对企业造成重大的威胁，我把它称之为通货紧缩“下限”约束，尤其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二是有效地控制高失业率，我称之为“失业率约束”，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5%以内的经济增长，就属于比较合理的增长。三是“收入增长约束”，即“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大于7%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增长率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必须满足以上两个“上限”和三个“下限”所界定的合理区间内。

寻找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合理区间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寻优的过程，从“十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更加平衡和兼容的多目标宏观调控体系。如“十二五”规划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此外还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的预期目标。这就给出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我认为，只要实现上述多目标，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健康的，也是高质量的。

为什么“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宏观经济目标？2011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作了说明：“总的考虑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放在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上。”

从“十二五”前两年（2011、2012年）的实施评估来看，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3%，高于7%的预期目标；CPI年平均上涨率为4.0%，低于5%的“上限”；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来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了5.5%，完成了规划目标的34.4%，没有达到40%的两年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5%以上，滞后于规划要求的进度；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两年2487万人，大大超过原定1800万的目标，两年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也低于5.0%的目标要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0%和11.0%，超过原定大于7.0%的目标。

即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降至7.6%，仍处于合理的区间内。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创下新纪录，达到732万人，相当于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1%，农民工新增外出打工的人数是444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没有达到7%以上的目标，只有6.5%。中国经济仍然是稳定的、健康的。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在全球经贸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贸易增长率下降也很正常。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既有合理之处，也有理性之处，这是根据“十二五”规划所做出的适应性的主动调整。如同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我们不必为中国经济所谓的“硬着陆”杞人忧天，不要自乱阵脚，更不能轻易改变已定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

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经济曾经一直伴随着“大起大落”，先是大起，后是大落，大起必大落。但是90年代上半期没有出现经济大落和超高通货膨胀：1992年和199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4.2%和14.0%，大大超过潜在增长率，但是及时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首次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经济大落。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降至9.3%，通货膨胀率也从1994年的24.1%下降至1997年2.8%。此后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既避免了高通货膨胀的困扰，也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的困扰，不仅保持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还保持了世界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日益成熟。

通过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我们才能够更加理性、更加准确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更加智慧、更加灵活地做出宏观调控决策。这就需要我们增强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增强对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自信心，才能提高自强能力，才能够克服那些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与各种挑战，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健康、持续高增长，并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几十年过程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顺利，也有过挫折。其中宏观调控是一个关键因素，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体实践的问题，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还需要长期积累的实战经验，更需要汇集古今中外的大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国情条件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确立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即“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来源：财经国家周刊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胡鞍钢：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世界70亿人、200多个国家关注。在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下，G D 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 .4%逐步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7 .6%，与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居世界大国首位，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仍是最好的国家，但是却引起全球性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大辩论，尤其是西方媒体和一些专家散布的“大减速论”、“失去动力论”、“衰退论”、“硬着陆论”、“危机论”甚至“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满城风雨。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7 .9%，在考虑到节能减排环保因素后，适度增长率在7 .5%，完全可以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

高增长国家是“小概率事件”

胡鞍钢认为，经济持续高增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在世界23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开的又是激烈的经济竞赛中，只有极少数的13个“成功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是“小概率事件”，而中国处在最高处，属于“极小概率事件”。

2008年发布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通过对二次大战之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和总结明确提出：所谓高增长经济体是指在持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 D P增长率的经济体。以7%的速度增长，就意味着，按不变价格，一个经济体的G D P总量每10年翻一番，20年时间里可以翻两番，30年时间里能够提高8倍。该报告认为，这种高增长是比较罕见的。不过该报告没有区分大经济体和小经济体，尽管前者比后者更难以实现高增长。根据报告提供的信息，二次大战之后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高增长：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报告主持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迈克尔·斯彭斯非常客观、公正地指出：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13个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但是，在几十年以前，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自1978年以来，分析家们每年都观察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而且对其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断产生质疑。他坦言道：“但我们都错了。”

“从过去的历史记录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发现中国观察家们对中国的预测是接近‘正确’的，即使是最权威的世界银行的各种预测也是与‘事实’相差甚远，更不要说那些非专业的天天报道中国的西方媒体了。”胡鞍钢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来源

在胡鞍钢看来，中国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在7%，就是一个高增长目标，实现G D P总量10年翻一番。所以按照他的理解，7%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底线。

那么今后二十年，也就是指2011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到底有多高呢？根据胡鞍钢所率领的团队的研究，在2011年-2030年期间，在不考虑生态约束的情况下，估计中国G D P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 .9%-9 .2%，实际G D P潜在增长率在7 .9%左右。当考虑到能源供给、资源消耗、生态环境、二氧化碳排放四大硬约束时，同时也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不再追求高速增长，而是追求增长质量，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率，那么，未来20年适度增长率为7.5%。其中，2011年-2020年期间适度增长率为8%；2021年-2030年期间适度增长率为7%。

从经济增长来源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国内投资率，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仍保持较高增长。

第二，中国仍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教育、人才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带来了附加值更高的人力资本红利，其直接正效应及外溢性抵消并超过“人口红利”减少所带来的负效应。

第三，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非农业和城镇就业人数持续高增长。这就产生两方面的结构效应：一是加速“工业化”或“非农化”，农业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并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有利于不断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加速“城镇化”，农村劳动力大幅度下降，并从消费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转移到消费支出较高的城镇，还有利于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有利于不断提高全社会消费水平。

第四，保持经济高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 F P)。一是从中国与最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看，中国还有很大“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二是从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看，不仅越来越强，将成为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创新中心，而且可应用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具有与美国、欧盟同样的规模效应；三是从技术效率角度来看，中国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估计2011-2030年期间，全要素增长率为3 .6%，实现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重大转变。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五大引擎

胡鞍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绝非偶然，它有其内在的增长动力，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五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全球化。也被称之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五大引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239个国家和地区，还没有第二个类似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的“四化”，也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全面加速，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也认为，“四化”带动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

胡鞍钢团队的研究表明，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五大发动机”还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新型工业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市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和领先国，例如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大型航空枢纽、超级港口、超级智能电网等等；全球化在加速，将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世界最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他说，这个“五化”就是五台“发动机”，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促进。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长期经济高增长抱有很强的自信心。即使如此，我们还可能对中国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巨大空间估计不足，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反映党中央的创新和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机制

胡鞍钢表示，为什么迈克尔·斯彭斯教授公开承认，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的估计“都错了”？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数字”，却忽视了“中国机制”，只习惯于经济模型的表层研究和技术性计算，忽视了对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和实地调查。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与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唯物辩证法方法论是大为不同的。

那么，到底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胡鞍钢说，通常，在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的机制主要靠市场机制，企业家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机制是辅助性的，服务性的，这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有“美国式”、“欧洲式”、“日本式”等不同的类型，也有“新加坡式”、“韩国式”、“印度式”等新兴经济体不同的类型。而中国则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发展是三种趋势的结合：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我们对中国长期发展的预测就是充分考虑这三种趋势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叠加。

第一个机制是自然发展趋势。它反映了中国发展的基本情况、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与限制条件，反映了社会主体，如消费者、投资者、生产者自发需求和经济社会行为，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趋势值。如许多经济社会指标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而发生的变化趋势，它与政府政策变量无关，但是又称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方法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和测算，也可以从国际比较找到一定的参照物，从国际经验发现新的趋势。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是先要“顺其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也包括国际大趋势，才有可能“助其自然”。

第二个机制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机制。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是市场主体、投资主体、创新主体、服务主体，更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政府就需要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全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和风险；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地区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指南，为企业提供发展方向信息，政策导向，克服盲目性、无政府状态；制定简便的企业注册年检制度、市场准入门槛、市场竞争规制，保证市场公平竞争，避免恶性竞争，防止垄断竞争；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卫生健康安全标准等，鼓励“优胜劣汰”；实行低赋税，简化税收手续，激发上千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和创业能力。

第三个机制是国家发展规划引导。这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来影响指标的实际发展趋势，推动其加快发展(鼓励性指标)，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约束性指标)，它反映了政府规划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上述三重机制和趋势的作用也反映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从发展优势来看，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巨国规模效应优势，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较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高速发展的惯性和趋势；从制度优势来看，中国有其特有的“两只手”，即坚持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两手都要抓”，两手并用、形成合力；“两只手”有机结合相互补充又形成了政府优势和市场优势，既加快了中国发展速度，也加快了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正确地引导了中国发展方向。

最后，胡鞍钢表示，总的来看，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贡献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了长期持续健康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和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公共安全等问题突出。这就决定了中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那么，再过20年，我们可以验证：中国的成功，在国际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不止是“小概率事件”，仍然是“极小概率事件”。（来源：经济参考报）

≥延伸阅读

胡鞍钢：关于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2013-07-30)

胡鞍钢：经济升级要开动七大引擎合力驱动(2013-07-26)

胡鞍钢：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2013-07-19)

胡鞍钢：中国全面开放的红利将为全世界所分享(2013-05-29)

胡鞍钢：警惕房价再次或者突然上涨(2013-03-24)

胡鞍钢：十八大报告“翻一番”目标是扣除价格因素(2012-11-10)

胡鞍钢：2030年中国或成全球最大经济体(2011-10-17)

胡鞍钢：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2.2倍(2011-09-24)

胡鞍钢:新时期我国遇到的六个挑战(2011-06-13)

胡鞍钢：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四大贡献(2009-12-18)

胡鞍钢：4万亿如何撬动40万亿?(2009-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