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从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绝对不是过高的、乐观的估计。当然，我讲的是潜力，是从后发优势上所表现出来中国可能增长的潜力，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经济发展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也必须克服由于人口红利过早消失，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充增长的不足等。”林毅夫说。

相较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参加论坛的其他专家则有不同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表示，中国过往高增长主要依托于投资，但是在投资的结构里，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占到了50%左右，制造业投资也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上述两项投资，在既有的技术水平和预算约束条件下，当基础设施、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出现时，也就意味着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他预计，2015年左右住宅将会达到需求的峰值，而基础设施峰值早就出现，今后10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上是一个平稳的比例，不会再继续上升。

“中国经济将来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一个中速增长期。当然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时间，最近两三年应该是这样一个转换期，这个转换期潜在增长率为7%到8%之间，中速增长将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刘世锦说，如果按照过去先进经济体的经验来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速很可能在6%和7%之间，甚至更低一点，从逻辑上来讲都是可以解释的。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有很多，影响潜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学界和决策层对人口因素的认识还不够。例如，2010年经济转型的关口，也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一年。从2012年开始有效生产者增长速度会低于有效消费者的增长速度。他认为，人口老化不仅影响劳动力供给，对消费和整个经济的活力也有影响，另外，对储蓄和投资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达到美国人均收入1/5的时候，老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4%到6%，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人口老化的程度才达到中国现在人口老化程度。”王丰说，中国从现在开始，老年人口（65岁以上）会从8%上升到15%。因此，与以前的日本、韩国相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起跑线，在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时，要把这个不同的起跑线考虑进来。(来源：证券时报记者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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