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时点值为18091.58亿元。理论上讲，在上述总成本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 .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政府要承担9115 .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453 .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327.77亿元。如果到2020年完成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对记者说，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样的，首先是土地运作，但不要搞成新一轮土地的超规模储备和无序的房地产开发，要合理布局和规划。然而，土地运作近年来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在全国政府性基金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亿元，比上年减少4656亿元，下降14%。

今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城镇化作为单章列出，有的地区还提出城镇化率目标。辜胜阻强调，城镇化健康发展要避免掉入陷阱。一要防过度城镇化，应避免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达了担忧，即便光从生产性投资而非消费性投资的口径观察，如果地方不顾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出现城镇化率的“大跃进”，无疑会在2013年加剧地方投资资金的需求缺口，“钱从哪儿来”的资金瓶颈无疑会更突出。一方面，农民工或农民进入城市后如果“水电路气”跟不上，只能导致“人工城镇化”、城市贫民窟；另一方面，如果各地方过于依赖地方投融资平台来缓解资金饥渴，过于依赖平台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放贷如果过于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就会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

为了缓解城镇化资金瓶颈，全国人大代表、株洲市市长王群建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改革“撒胡椒面”式的扶持方式，重点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小城镇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和旅游名镇。

民建中央提案则建议研究和推广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制度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使得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如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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