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钢铁困局 反思规模评判/系列报道（2）

－－专题报道－－

【开篇语】新中国钢铁工业历经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和拼搏付出，不仅为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钢铁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渗透影响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性增速放缓，中国钢铁业首次出现了行业性亏损。

毫无疑问，昔日“钢铁元帅”的兴奋与热烈，今日“钢铁困局”的迷茫与困顿，在人们内心形成了一种沉重的历史性反差与深思。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残酷市场竞争新形势下，中国钢铁业究竟将如何面对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机遇？怎样审视并汲取中国改革开放的有益历史经验而尽快摆脱产业困局？这已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中国联合钢铁网从今天开始，籍以“2012（第六届）中国钢铁原燃料市场高峰论坛”在苏州召开之际，推出《“苏南模式”新时期断想》深度系列专题报道，以探索新时期中国钢铁业“二次改革”之路……

正视钢铁困局 反思规模评判

——“苏南模式”新时期断想（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

客观说，改革走到今天，相对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或正在不断完善，而就剩下最难改变的了――这就是“观念嬗变”。

也可以简单地说，纯市场问题会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会逐步增强，而体制问题却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最致命的一项改革……涉及到钢铁产业，亦如此。

在我国，作为最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之一的钢铁产业，由于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军工建设中所肩负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在建国以来是国民经济各领域中最具“计划性”的产业之一。由于中国钢铁产业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特征，直至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无论在国家对其行使行业调控或管理职能方面，还是在行业自身运行机制方面，都还潜移默化地沉积着多年以来某些旧有的思维惯性，乃至钢铁行业在面对新时期所遇到很多新矛盾时，仍难以彻底摆脱观念和体制上的羁绊，使我国钢铁行业在转型时期的市场变化中遇到困境时，难以顺利消除矛盾，甚至延缓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改革进程……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当前出现的“钢铁困局”，忽然发现“苏南模式”的很多内涵精髓，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现实思考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苏南经济发展模式为代表的乡镇经济和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至今已有包括苏南钢铁在内的苏南经济中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一批经济实体，多是以民营为主的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从创业之初至今始终保持较旺盛的发展势头和较强的生存活力，一方面和企业自身的运行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政府职能部门灵活而务实的各类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毋庸讳言，特别是在钢铁这个曾经计划经济观念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产业中，无论政府或行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习惯于把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作为管理、改革、技术、资源、市场等各方面研究的重点，乃至长此以往而潜移默化地在人们心目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种相对“固定”、“僵化”的认知习惯，即：我国的中小钢铁企业是落后的，钢铁企业的规模必须要做大，设备越大型化越好……似乎，不唯大，就不先进。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市场检验，如今当我们再回头审视中国历经了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之后，一些中小钢铁企业却表现出了某种适应能力，甚至大型民营钢铁企业更有着较为突出表现……为什么？

也许，“苏南模式”或有助于我们深思这一钢铁之“惑”。“苏南经济”或“苏南钢铁”发展中的某些成功实践提示我们，一个企业是否先进或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不仅仅只是用“规模”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而是要依据企业自身产品特点和资源禀赋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企业规模，真正做到比较经济下的利润最大化，这才是最符合市场多元需求的……然而，甚至到今天，业内很多人仍不愿触及此敏感话题。因为，我们早已把钢铁企业的“唯大和规模”＝“先进和效益”。

其实，规模并不等于技术。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现今钢铁业现状，现有的最先进的装备已经可以作出很多精品，或不一定完全需要再大规模建设更多所谓精品项目。否则，只会使产能更扩大，总量控制的难度也加大……在当前的“钢铁困局”中，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一种极其重要的“观念”并由此延伸对投资“取向”的再认识――精品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规模问题。

多年来，这种过于“唯大”的观念甚至作用于钢铁投资体制和技术改造思路，乃至经多年沉积下了“唯大”所造成的“过剩”……对此，如果在出现“钢铁困局”的今天，我们仍不能有所触动和警悟，或将会对今后中国钢铁行业的改革进程和结构调整产生一些新的矛盾。

“观念”作用于“体制”；“体制”延伸出“政策”。当我们置身当今的“钢铁困局”之中，值得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

曾经，我国钢铁产业政策就规定，钢铁企业要扩大规模，提高门槛；1000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将享受差别电价、水价等优惠措施……这明显不适合长材生产企业，生产同样长材产品，用450立方米高炉、50吨转炉生产线，吨钢要节省60公斤标准煤。这意味着淘汰落后产能，全国钢厂只剩下1000立方米高炉后，再生产长材产品，全国每年将有1500万吨标准煤或被白白消耗掉，这也是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会出现“先进产能赔钱，落后产能挣钱”怪现象的原因之一。

在国际上，一些知名钢厂如日本的神户、富士、小仓，欧盟的奥钢联，澳洲的新西兰等钢厂，都采用60～80吨转炉生产优质线材、小型材。因此，若将属于先进和比较先进的，同时能与轧机相匹配，尤其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的优质钢和合金钢生产的50吨及以上的转炉，在政策上划为限制类装备，很值得商榷。

我们说，单个设备的先进，也许并不代表行业整体先进，以及环保、节能等系列问题。对于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在环保与节能减排等方面能够完全达标的高炉或企业规模，应该允许其适者生存。

再者，过分追求钢铁项目建设规模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产品质量，也更不完全意味着就能优化钢铁产能。我们知道，德国的百年钢铁企业，年产量只有不足百万吨，但已经发展了150年了。如果一个不足百万吨的小钢厂在钢铁强国中能生存150年，主要就是靠最适合需求的品种和高质量的产品而培育了强大的市场生命力。

还有，对于产能过剩的老话题，几乎已经说的较为足够和透彻了。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或是我们没有提及的，即：“膨胀产能”。例如，若炼钢转炉设计产能是100万吨，但实际产能可以达到200万吨……假如转炉炼一炉钢需要50分钟，但是如果只炼30分钟（偷工减料），时间缩短了，产能相应可以提高。曾有调查发现，约有10%的企业转炉冶炼时间仅20几分钟，吹氧时间仅10分钟左右，为了追求产量，过度压缩吹炼时间，降低了产品质量档次。

“超装”铁水，也同样可以“膨胀产能”。超装铁水后，转炉中的煤气和二氧化碳都不能有效回收。这样，虽然产量高或利用系数高，但钢中有害杂质多、质量低、能耗高，煤气不能充分回收利用，也更无从谈起科学发展理念。

应当承认，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这是我们多年来过分追求大型化造成的一种后果，乃至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当然，还包括其它因素）。对此，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部门有责任吗……？

再者，对于相当一个时期舆论穷追不舍的指判——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差”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换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视角去观察：一个行业的集中度，要看产量最高的企业集群所占比重，也要看这个企业集群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能简单地与国外类比。我们常说日本、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的特大型钢铁企业只有3家或5家左右，集中度很高，但我国钢产量是他们的6倍多。按6倍多的比例，我国集中度覆盖面应是20多家规模在500万吨以上的大型特大型企业，而不是10家，更不是3至5家。

此外，若就企业生产要素来说，500万吨以上产能的企业，即可完全具备工艺装备、节能环保、品种质量等优质条件，这些企业群体是产业集中度的内核。因此，将我国钢铁企业前20多家作为集中度衡量标准，符合中国国情，符合钢铁工业发展的实际……

其实，我们现在重新去谈论“苏南模式”和“苏南钢铁”，绝不是要完全照搬其发展“模式”，即使是苏南钢铁的成功经验，也并非完全适合所有的中国钢铁企业。最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宝贵经验之际，当中国钢铁行业在新世纪遇到了困局之时，我们理应借鉴被实践证明能够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何实践的成功经验，包括“苏南模式”中的有益成份－－面向市场，量身发展。

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实践和国情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市场的多样性和多层次，国土资源条件的不均衡性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等，再加上钢铁运输半径的特性，决定了中国钢铁行业布局必然是“大中小相结合”。在政策层面上，也不宜简单地“以大压小”，“只大不小”，更不能简单而形式化的“集小为大”。

在此，我们用较为简单的方式概括“苏南模式”或“苏南钢铁”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适合市场的，才是高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才是具有活力的。评判企业优劣的标准，不是看其所有制性质，也不是凭其规模的大小，而最关键的是要看其是否具有市场优势和成本优势。

这，也许正是在新时期下“苏南模式”留给钢铁行业的又一种新的思考……

（中国联合钢铁网 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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