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成玉：无论国企民企在中国不主动服务服从于国家战略，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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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傅成玉：企业应主动服务服从国家战略 否则没有发展前途

财经网讯“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中国不主动服务于、服从于国家战略，没有发展前途。适应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就是大市场，企业没有市场怎么发展？”11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中石化前董事长傅成玉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傅成玉认为，民企和外企要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这是国家大战略。任何企业如果没有跟国家战略相融合的意识，就会没有市场。“企业大了，就跟民生有关了，就跟国家安全挂上关系了。比如三家互联网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跟国家利益、国家政治没关吗？那是大政治、大安全。”

傅成玉指出，去年对外投资突然大幅上升，并不都是真正考虑更好回报，有的可能是要规避风险，去年很多人对人民币没信心，认为人民币要大跌，所以把资产变成美元保值。有的是转移资产。所以国家采取紧急措施是没办法的办法，尽量不用行政手段，但突发情况下可以用。

以下为傅成玉发言实录：

傅成玉：就投资来看，未来看国际国内市场，就是个大势。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十九大开完了，十九大列出来的东西如果能实现，那我们国家非常了不起。实现到什么程度，取决于领导层更取决于执行层，还取决于民间。

第一，把握大势，不能把握大势很难驾驭未来，今天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工作既是让我们今天生存得更好一点，更主要的是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做好准备。中国十九大的召开对中国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我最近跟国际上的一些大学、企业接触，也参加了一些研讨会，美国人不谈一带一路，现在都开始由大学组织谈一带一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们接触的外国人都在谈十九大，这就说明中国的行为、战略、政策不仅仅影响中国，也影响其他国家。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做适合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把握大势，结合自己的实际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二，要把我们自身的经营和行业、领域的大势抓住，行业的大势往哪儿走你不好确定，那么行业里企业的机遇你很难抓住。

第三，现在的行业不管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产业，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跨界的理念，特别是传统制造业要把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所涉及到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引进到传统制造行业，服务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肯定会在中国发生，都带来新的机遇。中国企业要做未来的产业不是今天的产业。产业可能还叫这个名字，但是形态会不一样，实质会不一样。比如中国很多产业行业既要考虑未来技术，又要考虑清洁环保、清洁低碳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服务业现在已经支撑我们国家半边天了，如果现在制造业投资一个十年、二十年的项目，仍然按今天的技术和标准去投资，用不了十年，资产都会变成负资产。

傅成玉：陶律师说有时候国家战略是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过的大战略大方向没错，我们感觉到执行过程中有不妥，这个跟战略无关，我们国家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发展成就，和国家大的战略选择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发展这么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和我们在执行战略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没有关系。要把东西大和小、主流和非主流分得清。

另一个概念是我们作为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中国不主动服务于服从于国家战略，没有发展前途。适应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就是大市场，企业没有市场怎么发展？我过去在资本市场上见基金经理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要投资我，你想从我身上赚钱，如果不服务于国家战略，没市场，能赚钱吗？没有参与到国家战略里来，没有长远眼光，就没有大市场。

民企和外企要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这是国家大战略。任何企业如果没有跟国家战略相融合的意识，就没市场。你认为“我不讲政治，我跟政治没关”，你的企业大了，你就跟民生有关了，就跟国家安全挂上关系了。比如三家互联网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跟国家利益、国家政治没关吗？那是大政治、大安全。

还有社会责任，所有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也没有将来。

这是在中国和中国国家战略相结合。当我们走向海外，不管你是民企还是国企，你说我是执行中国政府战略上你这儿投资的，这就坏了，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战略，我们到那儿也要融入服务于那个国家的战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海航说“我是执行中国政府的战略”，那你是什么企业也不行，一定要说是服务于对方国家的战略。要把这个观念搞清楚，所有的走出去都不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而走出去，是为了企业能获得更大的长远利益，同时又服务于人家的国家战略，又能让当地的社区民众得到好处，所以我们走出去第一是经济利益，第二是服务当地。

你要有经济利益，你要负责任，我是中央企业，如果哪个项目是中央让我做的，是提申请要求国家批准的，那就要承担全部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不要误以为国企干亏了也没事，亏了企业得自己往里拿钱，因为企业没有从政府拿一分钱，只能从银行贷款，要还本付息。从资本市场拿钱，要给人家提供回报。

去年对外投资突然大幅上升，我相信这里并不都是真正考虑更好的回报，有的可能要规避风险，去年很多人对外投资，对人民币没信心，认为人民币要大跌，所以把资产变成美元保值。当然还有的说转移资产，我相信也不是没有。我们去年投资有一项是在租赁和商业服务里，投资到香港、开曼群岛那些地方，这是什么地区，能有那么大业务吗，钱怎么跑哪儿去了？所以国家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不应该更多地用行政手段，但是突发现象用了行政手段，我非常赞成李行长说的，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但突发情况下可以用，发现我们的行政手段在不同领域用的太多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现突然控制市场的能力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还是认为我们能够规避大的风险，不会出现颠覆性错误，但是尽量少付成本。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28日-30日在北京举行。（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