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提“新型城镇化”，是针对老的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而来的。那么老的城镇化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两点：一是迷信大城市的所谓辐射作用，片面地建大城市，搞城市圈、城市带；二是剥夺农民的利益，用土地财政大搞造城运动。这两个问题引起、形成了三个结果或者是恶果。一是城市居民二元化，我们城乡二元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进一步严重，又产生了城市居民的二元化，即市民与农民工。二是城市环境恶化，交通堵塞、空气非常不好，经常雾霾。三是社会矛盾凸显。强拆强建，引起的社会矛盾非常多。

那么究竟怎样在“新”字上下功夫呢？我有七个观点。

第一、加快城镇化发展是必要的。有许多人把城镇化当中形成的问题，归结为我们的城镇化太快了。其实，中国的城镇化要加快，因为我们的实际城镇化率不到35%。我在今年上半年和去年讲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也在打鼓，现在我不打鼓了。因为李克强同志讲了这个数据。我的依据是什么呢？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52%，前年人口普查，我们有两亿六千三百万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他们没有城市的社会保障，孩子上学有问题、医疗有问题，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所以他们不是市民。如果把这个刨除，这35年实际城镇化率不到35%。邓小平同志提出过我们在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呢？学界基本上指像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这样的水平。这两个地方的统计局长我都很熟，他们去年上半年告诉我，不约而同这两个地方的农村人口是12.5%，也就是说他们的城镇化率是87.5%。更不用说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都在95%以上了。我们在统计中把在城里面住了或者是流动了6个月以上，就算是城市居民了。52%和53%就是这么得出来的。我们不加快城镇化，要想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第二、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产业，做到人的城镇化。如果没有产业，那就没有非农的就业岗位，没有非农的就业岗位，就不可能成为城市人口。所以说，要真正地摘掉农民工的帽子，得创造更多的非农的就业岗位。只有把产业发展放在核心的位置，才能真正做到城镇化。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必须重心向下。要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距，这是我们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任务。城镇化的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让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今年春节的时候，李克强同志在湖北的恩施看望回乡过年的农民工，他讲了一句话，我们要争取让你们在家门口就业。这应该是城镇化的方向，不是一味地搞大城市，不是一味地强调城市的辐射力。

第四、坚决反对造城运动，防止大建新城之风。当李克强同志提出城镇化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之后，学界和政界的理解非常混乱。我们有一个学者一下就想出了一个40万亿的投资计划。造城运动之风实际上现在在各个地方游动。习近平同志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经济形势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最近调查12个省，省会城市规划了55个新城，144个地级市规划了200个新城，161个县级市规划了67个新城。新城的占地面积超过老城的一半以上，规划用地的面积大得惊人。其实由发展大城市向发展小城市这个方向走，已是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两百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特大的伦敦市，伦敦的雾霾唤醒了欧洲人。在19世纪末，社会学家霍华德就提出了“田园化城市思想”，他构想的城市周边都是农村，范围大约是6000亩地，一般是3万人的规模，有齐全的产业和生活设施。尽管一百多年来欧洲的城镇化并不是按他这样机械地走，但是这个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城镇化。现在的西欧除了伦敦和巴黎，再也没有特大城市了，而是田园化的小城镇，非常优美。

第五、城镇化要因地制宜，自然形成。既要有规划又要靠市场，不要先入为主。哪儿宜居，哪儿不宜居；哪儿宜城，哪儿不宜城，先入为主是不行的。1867年前的阿拉斯加，大概是三四块钱一平方公里。那个时候谁想到那个地方宜居呢？没想到。现在应该说是宜居的。50多年前美国中部的拉斯维加斯谁想到是宜城呢？没有，但它就成了宜城的地方。所以情况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不要先入为主，哪儿宜居、哪儿宜城，要按照经济规律自然形成。但是这里面包含有一句话，政府还是要做规划。

第六、城镇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城镇化。日本的城镇化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它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做研究的同志可能会知道，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前后进行了33-35年。上个世纪的50年代提出来新农村建设。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解决农产品匮乏的问题；第二个阶段解决真正的农业现代化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明确地提出了城镇化。怎样城镇化呢？要把产业引向农村。一个最有名的法律叫《把工业引进农村促进法》，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的宜居的小城镇。所以日本现在除了东京之外，其他的地方没有扩张了。但是它的农村，我去了好几个地方，变化令人惊讶。所以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当作新型城镇化的前提，把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七、大城市要消肿，要为新型城市输送科技、医疗等优质资源。北京的天气不好、房价这么高，为什么有人拼命要来？优质的社会资源太多了。最好的大学在那儿，最好的中小学在那儿，最好的医院在那儿，最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在那儿。所以必须要有政策，把优质资源向下面引。对大城市的消肿，发达国家也做过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美国发现它东部地区资源太集中了，城市太大了，就对纽约等城市消肿，两年之内纽约消肿20%。所以，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不仅是要控制规模，更重要的是要用工资政策、税收政策，把优质资源向中西部转移，这样，全国各地宜居宜城的地方，才能不断发展成城镇和城市。（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贺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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