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遇阻，如何规避对外投资风险

国际金融报  孙时联 苏应蓉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这对中美关系及中美贸易会产生哪些影响？当全球化趋势遇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需关注哪些风险因素？随着美联储渐进式加息、即将启动缩表，中国应如何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日前，“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来自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对外经贸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和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等40余所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代表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特朗普政策加剧美国经济复杂性（一）美经济复苏伴随深层次问题

美国经济的复苏之路至今已长达七年之久，是自185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艰难低速复苏。

武汉大学教授余振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着复苏乏力、结构调整未达预期、科技创新尚未取得新的突破和民生问题突出等问题。此外，2017年美国经济走势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就业增长仍有空间，但用工成本上升；家庭债务状况有所修复，但政府债务压力持续增大；通货膨胀可控，但利率上升压力显现；制造业回流与创新双驱动，但其就业成效难有显著体现。

（二）特朗普政策效果待检验

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行政命令，如退出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废除医改和大规模减税等，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论和抗议，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也引人注目。

对于特朗普呼吁“制造业回归”，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俊江分析指出：第一，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效果，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经济体制与机制；第二，低端制造业在美生存空间受限，即使回流，对就业的影响也有限，因此不具备回流潜质；第三，美国中高端制造业仍然具有核心竞争力，智能制造的兴起促使企业用资本取代劳动力（自动化），对美国低端工人的就业负面影响正在增大；第四，政策的稳定与持续性是美国制造业回归取得效果的关键。

来自复旦大学的专家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经济基本面认识存在偏差，所以，“美国优先”、“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除了在有限的程度内能够取得一些成效外，企图通过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则完全不现实。

来自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专家则认为，“美国总统对美国的影响有时也是有限的”。比如，特朗普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太大影响，国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行事，特朗普目前宣称的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少能够通过国会，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使通过了国会，政策效果也有待检验。

二、中美经济互补性强

在世界经济处于深度的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美国部分退缩世界经济全球角色是大概率事件。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勇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收缩和推动贸易保护主义可以理解为应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一种短期手段，长远看，美国仍然不会缺席并将力图重新主导亚太多边化区域贸易平台的建设；从区域整合力量角度看，中国对区域经济体的整合力量逐渐提升，但是，美国依然是区域内主要的力量。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康宁指出，中国应当利用好美国经济要想再度繁荣，必须要“仰仗”中国的这一特殊机遇，深度融入美国经济，如积极参与美国基础设施重建和再工业化等，以紧密双边合作关系，适当照顾彼此重大经济关切，共同引领经济全球化2.0的重塑。

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香港）有限公司经济研究主管谢国樑认为，特朗普的部分政策为中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比如美国退出TPP有利于中国与亚太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有利于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并取得领导地位；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在五大湖区，施政重点在传统产业，中国的创新科技此时或有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

中美两国经济差异性明显，互补性强，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珏指出，中美可以在双边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领域展开更加广泛的合作。

三、中美贸易在摩擦中前行

中美贸易关系是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特朗普上台后的经贸政策较其前任，带有更加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来自四川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的专家、学者认为，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中涉及的贸易救济调查问题、投资准入问题、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等，需要冷静分析，正确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只要双方加强沟通与合作，齐心协力处理好这些问题，差异反而会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并将取得更大成果。

虽然对中美贸易摩擦无需过分担心，但决策层在宏观政策上还是要做好应对。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吴宏建议：第一，开发新的国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度；第二，加强与美国新政府的沟通，合作解决贸易纠纷与摩擦；第三，坚持国际化，利用WTO规则应对美国的发难；第四，完善金融体制，加强对汇率风险的谨慎应对。

四、对外投资需更多关注风险因素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重要发展趋势。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下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新全球化的呼声越发强烈。

而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的身影表现得更为踊跃。

（一）新全球化趋势开始兴起

当前全球化发展趋于停滞，纠其原因，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华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贸易增长因为贸易保护抬头而下降；第二，资本流动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第三，人口流动还在增长，但难民流动带来消极影响，对正常移民带来冲击。

随着全球化发展遭遇瓶颈，逆全球化现象开始出现。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姜凌指出，逆全球化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动因包括跨国间经济风险传染不断加剧、国家民族主义回潮、移民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等。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不断深化，世界经济格局与相对地位逐渐变迁，新全球化趋势也开始兴起。

华民认为，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新全球化表现为更加自由开放的高级要素流动，新全球化建立的是增长、多赢、开放的发展模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新全球化兴起的重要主体。

（二）规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小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对风险因素，尤其是政治风险的考察和分析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外投资的成败。

对此，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谢杰的观点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治风险规避特征。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规避倾向最为强烈，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规避倾向较弱，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具有政治风险偏好特征。

据此，谢杰建议，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等海外投资决策时，需仔细分析东道国政治风险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规避境外风险、考核投资绩效，根据国别实际权衡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科学设计微观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宏观战略布局。

中国社科员研究员徐奇渊在近期发表的文稿中，全面地勾勒中国对外投资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目标是在全球中寻求国内缺少的资源、技术和品牌，也可以认为 “价值链延伸”。其中考虑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并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配套至关重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波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在进行积极跨国并购时，一方面需要关注该国的经济自由度，在经济自由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进行经营，并购成功性和获利可能性会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减少对政局混乱、政治不稳定国家的跨国并购，以免因东道国的政治不稳定而导致跨国并购失败。

（三）海外并购中债务融资有优势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海外并购所采取的融资模式问题值得关注。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本叶发现，无论企业使用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短期都会产生正的财富效应。但是中长期中，债券融资的财富效应显著高于股权融资。

史本叶认为，对中国上市企业来说，使用债务融资进行海外并购能改善“委托代理”问题，为管理层创造正面激励，有利于提升经营绩效。

五、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

自2015年底以来，美联储4次加息，自此，美国货币政策已出现拐点，并进入加息周期，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已升至1.25%，同时，美联储自2014年停止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正逐渐步入正常化轨道，其抓手为加息、缩表。

（一）美国退出QE带来溢出效应

2017年3月美联储议息会议表示将在今年晚些时间缩减资产负债表，2017年6月15日，又明确表示缩表起步上限为每月100亿美元，并将每个季度扩大，直至国债削减规模达到300亿美元，抵押支持债券（MBS）达到200亿美元。由于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目前已扩展到了约4.5万亿美元，美联储要想正常退出QE，美国至少需要每天流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才能保证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这意味着全球紧张的资本必会出现一场争夺战，而这也会使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经济溢出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经济由于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最易受到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影响。近来国内外文献均表明，美联储对新兴体的影响显著，影响程度与金融活跃状况与储备货币规模有关，而对发达经济则影响不大。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肖卫国指出，美联储加息促使中国资本外流、汇率贬值、中美利差上升，中国物价短期上行、产出波动，流动性趋紧促使我国房价与股价下行。

“一般而言，美国量化宽松及退出主要通过利率、汇率、预期因素与贸易等渠道进行溢出传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苏应蓉如是说。她认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溢出效应的传递机制主要是基于利率、汇率及预期等因素之上的金融资产渠道，当量化宽松退出，必然加剧对中国资金的争夺。

为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肖卫国教授认为，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完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美加息应重点关注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变性意味着国际资本净流入往往会突然发生停止，随着美联储加息，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和汇率，甚至给原先的资本流入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体而言，资本变动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改变，多方面市场都会受其影响。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路妍的实证研究说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汇率预期均存在显著影响，使人民币汇率具有贬值趋势。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天顶指出，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不容乐观，各国经济，尤其是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并不见起色，虽然美联储启动加息，但是，目前全球仍处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环境中，全球流动性宽松仍会持续，全球性紧缩现象尚难出现，新的全球流动性拐点短期内无法实现。

（孙时联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应蓉、胡波单位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