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可能将在能源供给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环球财经》编委 梅新育

在讨论今天的正题前，先讲一个故事。2011年美国制造业回流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奥巴马问乔布斯：“能否把iphone手机制造转回美国？”乔布斯干脆利落回答，这不可能。

我认为，目前国内部分媒体对一些跨国高科技集团布局印度的报道中，夸张的成分不少，有的甚至是以讹传讹。比如这种说法：“苹果CEO库克访问印度，宣布考虑将生产线迁至印度”；实际上他说的是“产品线”（product line）而非“生产线”（production line），即原来苹果手机在印度市场销售的产品种类较少，现在打算把所有种类的产品都放到印度市场销售，这“产品线”跟“生产线”，压根儿就是两回事。试想，苹果搬回美国都不可能，搬到印度，一是交货效率保证不了，二是质量保证不了，岂不是自寻死路？苹果真要这么干的话，那对华为、中兴、小米手机简直是天大利好。

另外还有媒体称，富士康要在印度建“百万员工产业园”，这是真的以为印度就是中国的翻版了，以为在印度也能像中国一样，动辄建几十万劳动力的产业园。单是征地问题、劳工问题、基础设施、配套产业问题……每一项解决都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刚才王余波先生谈到了浦项制铁在印度建钢厂十年无果的事情，同样的，米塔尔钢铁公司也曾计划在印度投资建设两家年产千万吨级钢厂，结果历时八年，宣布放弃。相比较印度，咱们曾有基层干部说“征地拆迁也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这话不好听，但也是实情。

跨国资本缘何青睐印度？

除去媒体报道宣传中的夸张、虚假成分外，跨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确实比以前有明显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确有从中国转移的因素，因为中国最主要的大宗消费品、服务市场已经基本饱和，企业需要寻找新的消费市场，即使是人均消费购买力稍微低一些的市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投资好比农民种地，优先耕的肯定是位于河谷平原的良田，良田种满了，还有富余的劳动力，才会跑去山上开梯田。所谓的产业转移，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点，在大型经济体里，预计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能维持在相对高点，在寡头竞争的格局之下，如果其中有一方先迈出脚步到了一个增长较高的新市场，其他寡头出于竞争的目的也会跟着进入这个市场。因为你不进去的话，可能就要落后人家，这是博弈论的一条规律。

还有一点，在某个市场上一些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产业地位较低的企业，一旦外部出现一个增长率比较高、规模也比较大的新市场，它能率先进去的话，就有希望在新市场上实现其在行业排名的弯道超车。比如“康师傅”，顶新集团老板在进入大陆做生意之前，在中国台湾的食品行业排名很低，两岸贸易开始以后，他把全部精力、财力从台湾移到大陆发展，赶上了大陆30多年的高增长期，结果他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因为在大陆市场的地位而跃居台湾业内最大企业。我国的一些TMT企业如今投资印度的逻辑与此类似。比如有一款手机应用，叫茄子快传，在中国市场谁听说过这个？但它在印度的手机市场占到了80%。

这样的投资逻辑同样适用于某些美资企业，比如思科，它在中国市场上，在与华为、中兴的竞争中一败涂地，转投印度市场，试图缩小差距。

美资TMT企业热衷于投资印度，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即很多大型美资跨国公司，比如微软、谷歌的CEO，都是印裔。相比较之下，美资企业内的华裔高管较少。但印裔高管是不是管理能力就真的很强，我认为还需要打个问号。比如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移动都是在印裔CEO的领导下，走向了被收购的命运。

此外，在印度市场布局的高科技企业，从目前来看，基本上都还是着眼于面向印度市场销售，而不是着眼于在印度之外的市场销售。因此这样的布局并不能影响中国的存量市场，只能说是在增量市场上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而“印度制造”要想与“中国制造”展开全面竞争的话，如纪东宇女士所言，是个比较遥远的事情。

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认为印度经济赶上中国也是个漫长遥远的过程。新中国刚刚建国的时候，印度的国民收入几乎三倍于我国，主要工业品产量甚至十余倍于我国；建国初期，我国的铁路运营里程2.1万多公里，而印度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其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5万公里。但经过20多年发展，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已经全面赶超印度；而到了90年代，我国铁路无论是运营里程还是时速，也都全面超过了印度。如今两国的铁路、公路建设，更是天壤之别。目前，我国的经济规模约五倍于印度，印度赶超难度很大。

印度缘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望保持较高增长？

为什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印度在大国经济体内仍有望保持相对高增长？原因如下。

一是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告一段落，增速也降一个台阶。事实上是当前整个世界经济增长增速都降了一个台阶，但是中国降幅比印度稍大，印度有补产业缺口的强烈需求和意愿，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它可望在这一段时间增长得更快一些。

其次，在此前中国高增长的时候，也是初级产品牛市的时候。初期产品牛市对中印两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印度是一个长期经常项目收支和货物贸易收支逆差的国家，在其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至今，印度总共只有两年出现货物贸易收支顺差，而且这两年都是在70年代。在随后的40多年岁月中，印度没有一年实现货物贸易顺差，也没有一年实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样，在初级产品牛市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越高，贸易逆差越大，这给印度带来了比较高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央行既要保增长，又要抑通胀，两者不可兼得，所以在此前十年高增长兼初级产品牛市期，印度的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但那时中国不一样，因为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当时还遭遇西方制裁的背景下，进入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且是“双顺差”的格局。这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因为这意味着从1820年开始延续了将近170年的持续货物贸易逆差的格局，在1990年彻底转折。之后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在前面的高增长兼初级产品牛市期，不存在像印度那样的保增长和抑通胀相互矛盾的格局（我国在80年代曾受到这种格局困扰）。

现在是初级产品熊市，印度输入性通胀压力大幅降低，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大幅减少，虽然保增长和抑通胀这个不能兼顾的矛盾仍然存在，但是程度比此前要减轻了很多，这意味着印度在这段初级产品熊市期间，在宏观经济管理、保增长方面，比前十年要主动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当前这样一段时间内，其经济增长相对其他大国要好一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如何应对印度的崛起？

未来印度在外向型制造业方向崛起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但是面向其国内市场销售的产业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尤其是能源产业。因为其国内消费的需求会上来，尤其在初级产品熊市、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在这段时期内，印度在争夺某些能源供给方面可能与中国产生竞争。实际上这种竞争现在已经存在。比如天然气。

我国天然气消费约30%~40%靠进口解决；而在我国进口的天然气中，约有90%从中亚进口；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中，约有93%来自土库曼斯坦。现在土库曼斯坦油气田开发运输上，已经玩起了“一女二嫁”的把戏。目前正在施工的中亚天然气管道四期工程，土方气田的年产量为300亿立方规模，而中亚天然气管道设计的输送能力也是年输送三百亿立方以上。但去年底土库曼斯坦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开工建设一条从该气田到巴基斯坦、印度的管道，设计输送能力也是每年300多亿立方米。这样一来，如果按照原来气田设计年产量，那么土库曼斯坦无法同时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预计未来类似的竞争还会发生。

对于印度的崛起，我认为，中国需要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里把握好一个平衡。印度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双重性质：第一，它是一个增长潜力空间比较大的市场，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我们一个较大的出口市场，未来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其二，印度又是一个时时刻刻把“赶超中国”挂在嘴边的邻国，就我个人感受而言，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感情，有点类似于甲午战争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中国作为目前领先的大国怎样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发展贸易往来，需要平衡把握。

首先，中国不能够放弃印度这个市场；其次，中国在开拓印度市场时，不能变成扶植竞争对手。当年日本发展对华经贸时面临同样的两难处境，日本处理得不是太好，我们要研究汲取日本开拓中国市场时的经验教训，需要把握好开拓的“度”。

中国企业在开拓印度市场时，首先需要打破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印度全国看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邦税制不同、贸易规则不同，各邦之间的贸易有额外税收，与其把印度视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不如说把它视为一个“关税同盟”内部不同邦构成的市场。那么中国要去印度投资生产的话，要选择什么样的邦呢？一是看该邦的发展水平在印度国内是否突出；二是看这个邦的人口、经济总量在印度是否领先。从以上角度来选择，我建议中国企业可以给泰米尔纳德、喀拉拉等南印度达罗毗荼四邦以更多的关注。（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6月17日环球财经杂志社主办的“印度未来经济走势及投资机会”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