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欧洲中产 到底输给了谁

第一财经日报 李莉

跨国企业利润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高，但工资从没像现在这样低

[据世界银行的粗略估计，1998～2008年，新中产的实际收入（经通胀调整后）增长了约80%。其中，中国有大约1.5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1倍以上，印尼4000万人实际收入实现了翻番，印度3500万人收入增长超过50%。]

是谁偷走了欧洲的梦想？走不出经济阴霾的部分欧洲人，将矛头指向全球化及其受益者。

当地时间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尽管这份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然而这一姿态背后，正是全球化浪潮下“梦想幻灭”欧洲的缩影。

回溯到2003年，德国多特蒙德来了400个中国工人。他们在这里用了约一年半时间，把鲁尔区一座被兖州煤矿集团买下来的焦炭厂拆运回中国，工期比德国人预计的缩短一半。

作为当地人，导演乌尔瑞科·弗兰科（UlrikeFranke）和丈夫迈克尔·劳肯（MichaelLoeken）被这些中国工人在德国土地上所做的事吸引，两人在没有预算的情况下独立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影片完成后，这对德国夫妇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一部关于全球化的纪录片吗？他们给这部片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又“带有挑衅色彩”的名字——《输家和赢家》。正如两位导演的说法，这些德国人经历了“梦想幻灭”的过程。资本总是去追逐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中国得到了青睐，而德国这个老牌工业区里的很多工人却因此失业。

影片的末尾讲道：2006年，焦化厂在兖州煤矿安装完毕并投产，很快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建起了两个同样的焦化厂；煤炭价格从此前的每吨50美元上涨到500美元，德国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需要煤炭炼焦行业。

这部纪录片斩获多个奖项，生动地折射出全球化浪潮下欧洲低收入中产（即“低中产”）陷入的困境。

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整个欧洲的中产阶级，在面临可能的失业风险或抱怨自己收入停滞不前的同时，也不禁扪心自问，能否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勤勉工作、成本低廉、数量众多的劳动者展开有力竞争？能否顺应全球化的潮流做出真正变革？

全球化当然是件好事

近年来，有关西方中产阶级正在式微的论调不绝于耳，而同期，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的亚洲中产阶级吸引了全球的关注目光。

将亚洲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和西方富裕国家中产的收入停滞联系起来的，正是“全球化”：跨国公司将生产外包至低收入经济体，西方国家流失大量工作岗位，工资增长乏力，低技能劳动者纷纷失业。

全球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

发达国家往往拥有较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和转移，这些国家得以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以获取巨额利润。

一直以来都身居最富裕工业化国家行列的德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14年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在1990~2011年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大融合趋势平均每年为德国的实际GDP带来1000亿欧元，为该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0%的份额。这意味着，这20来年间，全球化让德国增加了2万亿欧元GDP，合每人每年1240欧元。

德国工业在过去20多年的全球化竞争中有良好的表现。2015年1月由德国经济研究所（IW）向德国工业联合会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就绝对值而言，德国工业的总增加值从1995年起增长了45%，达到了5.61万亿欧元；与德国相比，英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只增长了9%；而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法国只实现了3%的增长；与此同时，深陷经济衰退困扰的日本工业在过去20年甚至出现了倒退，增长率为负7%。无怪乎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格里洛（UlrichGrillo）就此充满信心地表示：“尽管有很多新型的经济中心崛起，德国仍将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此外，德国经济研究所调查的42个国家均因为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也全部出现上涨。

赢家和输家

全球化或许在创造财富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并没有让欧洲中产阶级富裕起来。

要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当数全球处于金字塔顶端1%的富人。这群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0年间增长超过60%。

其次，全球化的赢家中，90%数量来自于“正在崛起的亚洲”——中国、印度、印尼等新兴经济体中的中产阶层（新中产），上述国家的“新中产”有4亿人左右。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这一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呈大幅增长。

据世界银行的粗略估计，1998～2008年，新中产的实际收入（经通胀调整后）增长了约80%。其中，中国有大约1.5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1倍以上，印尼4000万人实际收入实现了翻番，印度3500万人收入增长超过50%；还有越南、菲律宾和泰国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也出现了增长。

然而，每人每天收入在13~27国际美元（一种假定货币，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同等购买力的货币，通常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人群，也就是西方富裕国家的“低中产”，他们的收入却止步不前。

仍以德国为例。在世界许多地方，所谓“德国经济奇迹”依然是被艳羡的对象，但硬币的另一面可就没那么光鲜了。

2003年，德国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维持在近11%的水平，有大约400万德国人失业。这之中的许多人很难再找到工作，尤其是年过五旬的人群。一片惨淡萧条中，德国甚至被打上了“欧洲病人”的标签。

在德国求学、工作已有十多年的齐美（化名）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养老金不算多，因此老年人很可怜，他们之中很多人一退休就变成了穷人。”

“德国人都不愿意生孩子，老年人越来越多。前几天新闻里刚说了，到2030年有一半的退休人员要靠政府救济过活。”齐美说，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1月开始，逐步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

当记者问到在德国年收入达到多少可以算得上中产时，齐美想了想说：“一般年薪2.5万欧元以上吧，能算得上是"低中产"了。”

这批所谓“低中产”就是全球化浪潮中“最受伤”的人群：要么丢了工作，要么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

而德国相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工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失业。据德勤4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尽管德国在制造业竞争力上全球排名第三，但其劳动力成本高居世界最高之列，平均为每人每小时40.5美元；相较之下，美国38美元、日本24美元、韩国20.7美元，中国和印度则分别为3.3美元和1.7美元——企业在用工上会做何种选择，确是显而易见的。

“全球化令德国企业受益匪浅，但并未使德国经济普遍受惠。”知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的创始人兼荣誉主席罗兰·贝格（RolandBerger）指出。

邻居法国的情况也是惊人的相似。

从好的方面来说，法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一些法国企业变成了所在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并且，得益于其优良的基础设施和位于欧洲中心的绝佳地理位置，法国新增了数百万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法国也有几百万就业岗位流向了欧洲东部和中部一些国家，以及更远的中国。

对于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中产阶级，或许这一切可以用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来总结：企业利润从来没像现在这样高，但自己的工资从没像现在这样低。

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分配是极度不均衡的。除住房之外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金字塔尖10%的人手中，而相当大比例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是由于非工资收入的增长，如股票和股息等。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提振下，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收入增加了，普通民众却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大企业及其股东赚得盆满钵满，靠工资过活的劳动者和失业人群却在饱受煎熬。

反全球化思潮与右翼崛起

如前所述，自由贸易、资本流动或许确实能带来宏观经济上的种种益处，但对于实实在在的个体，却有可能带来莫大(博客,微博)的伤害。手中握有各种表达自己不满情绪的渠道的发达经济体劳动者们，开始积极地通过政治活动、政府和媒体中的代表表达担忧情绪、催促补救措施的出台。

一股“反全球化思潮”正在欧洲悄然兴起。

其实，“反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曾不无担心地表示：为了满足女士们的爱美之心而流向东方的黄金数量是不是太多了？也就是说，2000年前，世界上就出现了全球化的批评者。

最近的一起反全球化事件，出现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德国时。奥巴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呼吁就“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进行磋商，希望借由TTIP打造一个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早就心怀不满的数千名欧洲民众走上街头抗议TTIP。贝塔斯曼基金会委托民调机构YouGov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德美民众对TTIP的支持率暴跌：仅有17%的德国人认为TTIP是好事，美国是18%；而在2014年时，德国的支持率还是55%，美国为53%。

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资深政客也表达了对该协定的保留意见。这其中固然有英国将在6月进行退欧公投、法国和德国将于明年进行大选的政治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是否真正给欧洲低中产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甚至成为了政客们上位的口号和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就不得人心了。早在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就经常性地出现在新闻标题中。

上月24日，奥地利极右翼党派在该国首轮总统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得全面胜利，无疑是民粹主义冒头的一个信号。而明年的法国大选中，同样是极右翼的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宠将会挑战现任总统、社会党领袖奥朗德。而在德国，面对极右翼的德国新选项党（AfD），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联盟也在逐步失去支持。这些政治趋势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

曾经热忱推动全球化的西方强国一度将这种策略视作扩大国家财富和影响力的手段。可惜的是，它们未能有效、恰当地应对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冲击。比方说，长达20年来，民众实际收入的停滞。还有一个伴随全球化而来的致命冲击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民粹主义者乘机向心怀不满的西方中产阶级民众警告说，过去30多年来所出现的经济趋势仅仅是来自亚洲的廉价劳动力和富裕世界劳动者展开直接竞争的第一波潮流，更大潮流还将从亚洲和非洲涌来。西方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现状或许还将维持50年，或是更长周期的衰减。

被错怪的全球化

只有在为所有人创造机会、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全球化才是可持续的。

欧洲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且短期内或许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就业岗位流向海外、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养老体系正在变得不堪承受等。政府在构建综合社保体系时所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挑战。

全球化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只是，拥护全球市场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承认，欧盟一体化和全球化在欧洲产生了不少“输家”。这两项计划的初衷本来是：大家的境况会更好，没有人会变糟。

实际上，自由贸易并不会直接牺牲就业岗位。之所以会有“输家”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分配不均衡。全球化在欧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口诛笔伐的对象，是因为比起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特定政策、日益增长的退休和医疗保健需求等种种需要“连根拔起”才能解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全球化”是一个更方便的责怪对象。

还是那句话，全球化不是根源。各国政府必须对人民心中那种不安全感的来源更坦诚些：欧洲需要削减福利和税收，并改善劳动力流动性，以吸引年轻劳动力。鼓吹保护主义并不是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对切身的长期利益做出更大努力的理解。这需要富裕世界大规模的政策性重新分配。

全球化令西方社会承受重压。欧洲无法也不应回避这一问题。对欧洲国家领导人而言，最大的挑战或许在于确保更平均地分享全球化硕果，同时不要削弱企业的获利能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仅将伤害经济增长，更可能导致社会凝聚力崩溃，其政治影响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