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中国经济已经稳定地走向了结构变迁的方向。原因有三：第一，就业稳定，去年十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目标，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目标的七成。在投资和出口的生产附加指数下滑的情况下，就业增加只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新的增长方式比旧的增长方式吸纳劳动力的弹性要大；第二，服务业PMI过去两年都保持在景气增长区间；第三，新经济来了。电商、互联网金融、创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支撑。

四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调结构，如果没有这些年的主动调节，那么这次全球经济下滑，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硬着陆”。因为有主动调节的政策出台，提前量的操作，使得“硬着陆”可能性极小。

牛犁：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经济虽然在减速，但是放到大国里面，我们是最快增速之一，也高于许多新兴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形势、物价形势稳定，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萌芽。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比重是上升的；从需求结构看，消费的贡献率是增加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比GDP要高出不少。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的底气。

章俊：中央对保7%的决心是基于对就业的信心，总理在上周的达沃斯论坛上再次重申“只要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目前来看，由于服务业蓬勃发展以及“大众创业”热潮的兴起，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在提升，因此国内整体就业形势并没有因为经济下滑而出现明显恶化。在就业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政府是可以容忍相对低一点的经济增速，而更多倾向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

政策储备箱哪些工具可以用？

上证报：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有不少，会有针对性地出招。今年迄今稳增长政策已经出了很多，未来还有哪些政策可以期待？

邵宇：要用新常态的思维去看宏观调控政策。在新的宏观调控框架下，一个政策的精准更重要的是新的宏观政策能使整个宏观经济具有可持续性。比方，地方政府债务过高，我们通过债务置换，中央政府通过承担部分债务的方式使得杠杆转向中央。我们能不能通过更多的方式使得地方债的杠杆给民间或是企业机构，能不能通过金融市场发债券，使得以前寄托于银行的债务变成直接金融工具，降低它的成本。这应该是李总理提到的广义工具箱的工具，总的原则是使宏观杠杆在中国的六大部门之间重新进行分配，使得整个经济具有可持续性。

牛犁：除了常规政策，还有一些新的工程包。一个是量，一个是节点。什么样的节点出什么样的政策，相关部门都是有预案的。可能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指标放缓到什么程度，出台多大规模的政策也是有准备的。前面说政策有空间，现在是有预案有准备。如果三季度还是放缓，还是会有一些新措施。

章俊：相比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零利率”以及赤字，中国“稳增长”在传统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的确还有很大的空间。不仅如此，政府在创新宏观调控工具方面还有空间，例如在央行货币政策方面除了传统的降息降准，我们更多地看到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包括SLO、MLF、 PSL来长短结合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此外，在财政和产业政策方面，未来会继续推进财税改革，综合运用税收、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改善民生；同时产业和区域振兴计划可能伴随“十三五”规划推出，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发沿江经济带等。

结构性改革，哪些领域会加快？

上证报：李克强总理多次表示要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待这一表态？

曹和平：结构性改革太重要了，这次结构改革是要从生产型经济向供给经济转化，恐怕要涉及非经济领域。比如说搞新型城镇化，要把全国的医保和社保统一起来，过去看病是自己掏钱，现在大部分就是制度掏钱。如果给我一个全民医保政策，那我预防性的大病储蓄率就会降低，相应投资率会增加，消费倾向会增加，厂商出货进货会更快，生产者信心会增加，经济更活络。这次的结构改革要从总需求向总供给迈进，从纯粹的增长角度向全方位的生产、消费、资产、行为四位一体的管理迈进，才能使结构变迁到位。

章俊：本届政府虽然上任伊始就面临“三期叠加”的局面，但在“稳增长”同时，并没有延缓或推后结构性改革的步伐。从深层次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了改变，例如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从而导致之前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变得不可持续，因而结构转型的压力客观存在。政府目前推进的结构性改革正是顺应这种内在经济转型需求，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无非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劳动力供给和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未来经济增长要维持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全要素生产率”。而经济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改革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

上证报：结构性改革涉及多个方面，未来哪个（些）领域改革步伐会加快？

曹和平：“双创”会加快，其次是财政体制改革。相比起来，金融改革可能会放缓。

邵宇：其实财税、国企改革都在加快推进，但更重要的是关注土地、货币、要素价格等。要把那些能够产生新的需求、新的供给的优先进行。

现在改革大致可以看做这么几类：第一是提供新的需求，比如户籍改革；第二提供新的供给，比如土地改革；第三提供效率的，比如国企改革。每一种改革侧重点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在各个改革中，存在一个有效的配套的衔接，有些改革太快，有些改革太慢，一快一慢间就会产生一些风险。现在就是让慢的改革赶上速度快的改革。（来源：上海证券报记者梁敏李苑）

→达沃斯论坛：李克强答问中国经济/政策/未来

最新消息 财经大事 新闻解读 行业动态

市场研究、分析、预测

宏观政策 热点关注 走进市场 铁矿石钢材 行情快递 独家观点

中国联合钢铁网数据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