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央行的职责就是捍卫货币稳定

我第一次见到保罗·沃尔克是1986年深秋在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场。他应邀参加一个主题为“凯恩斯与哈佛：滞胀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新范式”（Keynes and Harvard: The New Macroeconomic Paradigm post Stagflation）的研讨会，发言嘉宾还有詹姆斯·托宾、保罗·萨缪尔森、马丁·费尔德斯坦与劳伦斯·萨默斯。经济学研讨会通常都在Littauer经济系大楼举行，但这场报告会因为听众实在太多，便在平日安排到访国家元首演讲及大一学生上公共大课的桑德斯剧场举行。

虽然台上就坐的都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但最令我关注与着迷的是沃尔克。他当时还在任美联储主席，因为成功制服了困扰美国多年的通货膨胀，其声望与地位可以说如日中天。沃尔克坐在台上比其他人高出了整个头，魁伟的身材，犀利的目光，低沉有力的语调，鲜明利落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多次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论坛会议见到沃尔克，聆听他的演讲，并曾有幸与他在同一专题讨论会中交流分享观点。在他卸任后，与他私人的交往日渐增多，对他的个性、脾气与为人有了更多了解。他在我心目中，不再只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超级中央银行家、德高望重的国际金融泰斗，而且是一位亲切和蔼的谦谦长者、诲人不倦的师长，还是一位令人信赖的忘年之友。

应对处理“三大危机”

沃尔克曾在六位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分别担任财政部、纽联储与美联储的核心领导职务，以及多次临危受命担任重要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处理各种各样的经济、金融与公共信任危机。他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制度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在治理70～80年代越演越烈的美国通胀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领导力与影响。沃尔克在应对处理这三大危机中的突出作用与贡献，就足以在世界经济与金融史册上长留芳名。

在与沃尔克多年的交往接触中，令我最钦佩最敬重的是他的人格。他大半个世纪的专业生涯都是在风云激荡、复杂莫测的经济金融与政治旋流中度过的，但他自始至终坚持了自己的理念、独立的人格与忠于公共利益的精神。沃尔克在共和党尼克松总统、民主党卡特总统和共和党里根总统任内，都任劳任怨，克己奉公，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当总统为了选举的政治目的需要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时，沃尔克却丝毫不为所动，坚决地捍卫着央行的独立。

他走马上任美联储后，就下决心制服困扰美国多年的通胀顽症，大幅提高利率，紧缩货币，带来了失业激增衰退加剧等痛苦的短期成本。劳工组织、企业、金融机构都怨声载道，国会更是口诛笔伐，批评指责不绝于耳，连亲自提名他为联储局主席的卡特总统都在私下与公开场合抱怨联储货币政策，可以想象沃尔克承受了多大的政治压力。但正因为沃尔克倔强独立的性格与非凡的勇气，他顶住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终于彻底根治了通胀，提升了市场与公众的信心，从而为美国经济进入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奠定了稳固基础。

沃尔克被人贴的标签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从不迷信任何教条，不为任何时髦的理论与学说所束缚。基于他的专业训练、市场经验与直觉判断，沃尔克相信过度财政赤字有害，因此毕生主张审慎财政。

“沃尔克规则”

沃尔克具有很深的中国情结，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他兼任香港特区政府顾问，多次访问中国。他特别钦佩邓小平与朱镕基两代领导人，他本人与朱镕基年龄相近，脾气性格也很像。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治理通货膨胀，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沃尔克非常推崇赞赏。我有一次与他讨论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他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好事，人民币的成功国际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更加成熟，金融更加发达，监管更加有效，央行更加独立与专业。至于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他幽默地说，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还难以看到这一现实。不过，他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美元、欧元一道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重要通货。

作为当代全球最负盛名的中央银行家，沃尔克认为中央银行的神圣职责就是捍卫货币稳定，控制通胀或者贬值。至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或收支平衡都是稳定货币与审慎财政的结果，而非平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目标。他担心央行盲目自信，试图单纯用货币政策解决经济中的所有问题，包括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对于当下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与日本银行竞相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大规模地购买政府债券，增加基础货币，扩张央行平衡表，沃尔克在公开场合不予评论，但在私下对于滥发货币深感忧虑。他有一次对我说，央行最容易做的事莫过于easy money宽松货币政策，既可让企业和金融市场高兴，又可取悦于白宫和国会山，减少短期痛苦，人人皆大欢喜。但是，最迎合公众口味的往往未必是最明智的政策，央行其实最应当做的是可能短期让一些人不太开心，但中长期却真正惠及大多数人的事情，即维持币值的稳定。

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功地制服了通胀，美国经济从此欣欣向荣，低通胀，高增长，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代。金融市场一派歌舞升平，房地产市场开始泡沫化，金融机构在住房按揭抵押债券的风险敞口不断增大，而金融监管变得松弛。就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矢口否认泡沫风险的时候，沃尔克虽不便对联储低息政策直接评论，但在研讨会上多次表达他的担忧，并铮铮警告，持久的风平浪静背后很可能在酝酿潜伏着一场新的金融危机。遗憾的是，就像没有人理会巴菲特对于高科技互联网股票泡沫的警告一样，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与投资者对于沃尔克的警告也置若罔闻。日益强大的主流共识相信，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周期性波动的新时代，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手段与工具日益先进，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巴菲特也罢，沃尔克也罢，他们的智慧与经验显得过时了。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如梦方醒，重新发现了沃尔克这位前辈的惊人远见、判断与洞察力。年轻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恭请年届八十的沃尔克再度出山，担任总统经济复苏与重组顾问委员会主席。年迈的沃尔克不辞辛劳，在纽约—华盛顿之间穿梭不息，与奥巴马总统及其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和华尔街代表磋商斡旋，不遗余力地推动艰难复杂的金融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最终以他姓氏命名的“沃尔克规则”。

“沃尔克规则”的核心内容是通过限制自营与直接投资业务而控制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层次的监管规则，关注面较为狭窄。但是，这一规则从最初提出到最终被采纳放进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全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却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在2009～2010年期间，我每次与沃尔克见面，都会向他讨教金融改革问题。我完全认同他一针见血指出的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所衍生的道德风险与系统性风险，并尊敬他所持的任何受联储“最后贷款人”，实际上是纳税者保护伞保护的银行机构不应该无限制地赌博这样一个原则性立场。但是，我认为光限制自营交易犹嫌不够，应该更进一步，恢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引进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严格分离。正是拆除“防火墙”后所出现的混业经营新格局使得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太关联不能倒”、“太复杂不能倒”，成为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我担心，“沃尔克规则”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未来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我相信，沃尔克以其无与伦比的个人声誉和威望可以推动和带来更加深远的金融改革。

2010年5月，沃尔克获得了斯坦福大学颁发的一项杰出公共服务大奖。他邀请我等一些私人朋友参加了授奖仪式与晚宴。次日我们几个人驱车到旧金山附近的纳帕山谷短暂休假两日。我们游览了纳帕山谷一个著名但从不对外开放的高级酒庄，风和日丽，风景宜人，但沃尔克显得心不在焉，不时拿出手机与华盛顿的助理通话，密切跟踪了解国会正在进行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辩论情况。随着国会山激烈辩论的起伏，沃尔克的脸色时而凝重，时而轻松。我和他坐在酒庄花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与华盛顿通话两小时之久，华盛顿的政策大辩论还如此牵动着他的心，使他未能安静片刻，尽情享受纳帕山谷的美丽景色与阳光。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八十余高龄的退休老人，心中涌现了无比的崇敬之情。他早已功成名就，他的道德权威与个人声誉在美国与西方经济金融界已经无人能及。他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利用他的有限余生继续服务最佳的公共利益，继续履行他的公共责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胡祖六/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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