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不单单做证券这一块业务，炒股的钱很难赚。现在我们做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介，帮他们找钱，收取中间费。”李铭颇为得意地道出原委，“修一座桥，保守估计要七八个亿，如果搞掂这笔钱，我至少可以拿到1000万元的中介费，也就是抽成1个百分点。”李铭说，过去两年他的公司已经做了不下20单生意，总额有50多亿元。前文所述的5000万元利润即来源于此。

更直白地说，李铭是在充当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掮客。比如，地方政府需要修路、修桥或者做其他项目，需要一笔资金，但是银行因政策限制，无法直接借款，这就给李铭这类在银行、信托、证券有广泛人脉的人提供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摆平各利益方

充当地方融资平台的掮客并不容易，不仅需要投融资经验，还须熟谙各环节的潜规则，摆平各方的利益诉求。这根利益链条上，有信托公司、银行以及相关机构。

去年，在华南某地银行工作的朋友A给李铭提供了一条业务线索。A所在的城市计划建造一座桥，该地属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无足够的财政预算，而A虽然就此项目给上级主管提交了贷款方案，但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基建项目贷款，该方案未获银行主管批准，当地政府不得不另觅蹊径。

依靠A的牵线搭桥，李铭很快与该地政府达成了合作协议。但政府提出要求——资金成本不能超过8.5%（年化），这并未难倒李铭。

第一步，李铭找到了另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B，B手头掌控着一大批银行理财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在4.5%左右。

第二步，李铭找到华南一位资深信托经理，由其操刀把“修桥”项目做成“基础设施信托”，信托计划预期最高收益率为7.5%。当然这一信托计划的融资主体是当地政府主管的一家企业。

第三步，B通过银行发售年化收益率5%的理财产品，理财资金则全部认购预期年化收益7.5%的“基础设施信托”，该地方政府则利用获取的年化成本为8.5%的资金顺利修桥。

通过李铭的运作，一条完整的链条形成。银行理财资金找到了出路、信托揽到新的业务、地方政府获得了急需的资金，而李铭则抽取1%的中间费用，可谓皆大欢喜。

华东一位信托经理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找理财资金做成单一信托，资金成本最低廉；对于银行理财资金而言，经过信托环节对风险的把关，投这些信托项目也是较佳的配置之一。”

上述信托经理表示，投向基础产业建设领域是信托公司的重头业务，相对于其他项目，虽然收益率偏低，但因为有政府财政兜底，风险小，因此这类信托产品受到客户追捧。

暗藏系统性风险

2010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经济走弱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各地项目投资难以立即减速，尤其是基建项目。在前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中，银行积累了大量地方债务，为了控制地方性融资平台扩大，监管层对部分基建项目贷款做了严格规定，部分银行也暂缓了基建项目类贷款的增长。一时间，地方政府的资金饥渴症加重。

与此同时，迅速膨胀的银行理财资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投资渠道。数据显示，2012年，商业银行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数量达28239款，较2011年增加25.84%，而发行规模更是达到24.71万亿元，较2011年增长45.44%，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创出历史新高。

一边是地方政府渴求资金，另一边是需要寻找出路的银行理财产品。李铭这类中间人正好迎合了双方需求。只要地方政府不出现违约，一切似乎妙不可言。

在李铭的操作模式中，风控措施主要是政府提供土地质押和财政担保，但往往想借钱的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薄弱，而在政府担保行为的合规性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有信托经理坦言，虽然此类政信合作项目风险较小，但是一旦出现兑付风险，信托公司并不容易向地方政府索债。

这类暗藏的风险已为相关部委所注意。去年底，财政部联合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明确指出，最近有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有抬头之势，如违规采用集资、回购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目，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

从一季度数据看，政信合作业务规模仍比去年四季度增长30.56%。有分析指出，相关文件出台后，一度被业内解读为对政信合作信托产品构成重大冲击，政信合作业务一度陷入停滞。但由于相关配套细则迟迟未出，上述《通知》的威力随之减弱。（来源：新华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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