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包括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在内的10多个部委共同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也被媒体披露已编制完成，即将对外发布。该《规划》将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总体纲要，不仅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也意味着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即将完成。

城镇化囧境

论及“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当然是一方面充分释放中国人口红利所蕴含的巨大消费力，提升内需，引导经济发展模式向更为健康的方式转型；另一方面让农民成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居住、教育、医疗环境和社会公共服务。

但，是以大中城市扩容为主还是形成越来越多中小城市群？争论从未停止过。如何让城镇化不仅仅成为房价上涨、物价攀升的理由，更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担忧也从未消失过。

现在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的囧境：一方面是“消失的乡村”：农田不见了、果树不见了、牛羊不见了、集市不见了、老宅不见了、村庄不见了、农民不见了……很多人对故乡的记忆似乎就这样被城镇化无情地带走了。

而另一方面，被无数中小城市所羡慕和追赶的大城市也已经疲惫不堪，北京城不就常常“消失”、“看不见”吗？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生活成本高企……雾霾下的“堵城”北京甚至被认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城镇化？

“美丽中国”当然要有美丽的城市。城镇化，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宏大的发展战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次万亿级别的商业机会；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则是生活的全部，是他们所渴望的简单幸福。

对话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尹中卿：“新型城镇化”就新在要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要组合好城乡这盘棋，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具体来说，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增强县域城镇的产业发展功能；第二，要增强县域城镇的公共服务功能；第三，要增强县域城镇的吸纳就业能力；第四，要增强县域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

郑新立：长三角、珠三角不少县市已经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有四点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第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制度。要突破城乡之间的种种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

第二，新型城镇化要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大量劳动力，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而二、三产业的集聚就形成了城市。荷兰一个农民一年创造的GDP是3万多欧元，在那里当农民是别人羡慕的行业，我们也要走这个路子。让农民在家种地的收入超过出去打工的收入，这样可以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祖祖辈辈搞农业。

第三，要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形成块状经济，这是浙江的经验。浙江的很多县，都有自己的主导产品，很多都在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像嵊州的领带占全世界市场的80%。只有形成专业化分工，才有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要在县域范围内形成半小时生活圈，从县城到各个镇，到各个村，交通要搞好，让人们还住在自己原来的地方，就地城市化。

应与“农村现代化”并行

韩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警惕一些问题。第一，要防止盲目地追求城市的豪华，城镇化的核心不是有多么漂亮的建筑，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民生上；第二，要防止继续不断地强化投资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逐步转到消费驱动；第三，要防止加剧产业的雷同和产业的过剩，这点是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第四，要防止继续走圈地的道路，土地财政要转型，让地方有可持续的财税来源；第五，要防止搞片面的大城市化，城市过大，一定会增加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生活的成本，如果将来北京有五六千万人，很难想象会有多么拥堵，环境有多么糟糕；第六，要防止走高耗能的老路，现在城市的耗能60%是跟交通和建筑有关的，城市化、城镇化一定要走低碳的道路，一定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第七，要防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造成农业的萎缩，造成农民的破产和农村的凋零。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做到双轮驱动，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不能够单方面用力。

姚景源：首先，相对于土地的城镇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不能让农民被进城以后成为“三无”人群：一无土地，二无工作，三无社保，这样问题就大了，也与我们城镇化的初衷相违背。城镇化要让农民生活更幸福，推动农业现代化。

其次，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盖楼修路，不是城市的扩张，更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发生根本的变化，难题就在这里，怎样让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没有农业现代化，农业就不能够释放大量的劳动力进到城镇，支持城镇化的建设。

第三，城镇化不能搞千城一面。现在有时候会不愿意回老家，因为已经找不到家乡的味道，全国的城市都是水泥高楼、玻璃幕墙，我们不能在城镇化建设当中失去特色、失去文化、失去历史。

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改户口”

尹中卿：首先是产业政策上积极引导。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产业发展是城镇建设的核心。城镇没有产业的支撑，就缺乏造血的功能，不仅不能发挥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还会拖累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当多的县城产业发展过于分散，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引导，更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壮大特色产业，建设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以形成一镇一业、一镇一品。

其次，政府要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努力实现县域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目前县级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有体制上的原因，如现在的县域普遍以转移支付来维持正常运转，分税制分到省一级，没有继续向下分，所以，县级政府财力有限，社会保障水平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可以探索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需要推进人口的迁移和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县域城镇人口的集聚功能。县域城镇是连接城乡的桥梁，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降低本地农民进城的门槛，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进入县域城镇落户，为城镇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韩俊：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最大内需潜力之所，也是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扎实地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这就会涉及户籍制度。去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超过52%，中国已经是城市化的国家，但是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现在每四个城镇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是外来流动人口，没有户籍，这些人的就业质量、教育医疗、福利保障，都跟有户籍的城镇人口有很大差距，这就是城镇内部新的二元结构。但推进农民市民化，绝对不是简单的改户口，关键是缩小贫富差距。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逐步剥离粘附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福利，最终实现二者完全脱离。希望实现这个目标不要花太长时间，一定要让农民看到希望。（来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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