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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披障眼法:风险信息披露轻描淡写
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中资银行的信息披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差距,中国版巴III的施行,使得中资银行的透明化,已经有据可循、有法可依
一份囊括了全球29家重要系统性银行、大中华区29家上市银行(含A股15家上市银行)的透明度评价报告在1月17日的国际金融透明度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出炉。其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赶超了部分全球知名同业而位于前列。
“我们不乏佼佼者,但整体水平确实堪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论坛上表示。
有分析人士指出,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中资银行的信息披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差距,特别是风险信息的披露,普遍存在轻描淡写的倾向。中资银行的披露信息中95%以上都只关乎利润,提及风险的不足1%,回报波动率和实际的资产健康度均无法得出。
2013年元旦开始执行中国版巴,对银行在资本构成、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过程以及资本充足率等方面,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的披露要求,并划分了核心披露和补充披露。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认为,中资银行的透明化,已经有据可循、有法可依。
真实财报?
“去年以来,中国银行业披露过一些高质量的评价和判断报告,但也不乏鱼目混珠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指出。
尽管中资银行已具备了资本充足率、内外部信用评级和会计政策等基础性项目的披露,但对市场风险模型、信用风险模型等的披露明显偏弱。
普华永道大中华区风险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指出,银行内外部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结果可能千差万别,且财报缺乏根据行业维度、区域维度等进行的压力评级,“找不着真实的风险点”。
“诸如船舶、光伏和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贷款集中度,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高危区域的风险敞口,才是描述风险的着力点。”他解释说。
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23条提出,银行应至少披露信用风险暴露总额,采用不同资本计量方法的各类风险暴露余额以及地域分布、行业或交易对手分布、剩余期限分布,不良贷款总额、贷款减值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等。
“不仅如此,在对监管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合规风险等信息的披露上,深度以及披露质量堪忧。”张立钧进一步指出,定性内容远多于定量。
事实上,中资银行的部分定量信息,从模型的假设上就与实际操作不合拍。
例如,资产负债管理模型中具备200多个压力测试点,大多数中资银行都将该模型披露为负债敏感型,即负债利率对利率上升的敏感性更强。但实际上,利率上升只会导致利差增大、利润增加。原因在于银行在平行压力测试中,片面强调大量“隔夜到期”的活期存款而忽略其沉淀性,使得原本计量风险和久期缺口实为逆向的事实被掩埋,让人们将银行从资产敏感型误判为负债敏感型,从而混淆了其真正的得利之道。
财报中能做出的“大文章”,还不止于此。
流动性风险亦为重要监管指标之一,因而财报中久期缺口尤其一年期和两年期存贷款的披露,同样存在着巨大的误导可能。
据悉,缺口计算大多以法定到期日为准,但客户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资产负债中存在大量选择权和期权,而中资银行却将这类变化信息完全隐去。
“欧美银行更多披露的,是活期存款、批发融资和大额定存等不尽相同的资金来源,其不同的流动性将导致不同等级的风险。”张立钧介绍。
潘功胜称,近十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相继登录境内外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取得了质的进步。
国际差距
有分析人士指出,与国际金融机构相比,我们的信息披露差距较为明显。
早在2003年,花旗、高盛、瑞士信贷、美洲银行和摩根大通等20家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就组建了全球监管信息数据库,利用两万多个数据来源和数据库,囊括了过去30年来美国证监会、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交所等监管机构曾采取的惩戒措施和案例。
“相比之下,中资银行还处于襁褓期。”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香港商报金融研究中心银行透明度评价报告显示,统计近两年中外上市银行披露的文件总量,可得2011年瑞士银行共公布2812个文件,摩根大通2099个,美国银行和花旗则分别公布1713个和968个。同期,中信银行通过上交所公布文件106个,为中资银行首位。其次是工商银行90个,其他14家上市银行则一般徘徊于50到60之间。处于末尾的三家银行则分别是华夏银行40个、浦发银行39个和南京银行37个。
“不仅是数量,质量也差距甚远。”张立钧说。
一些中资银行财报对风险偏好几乎从未涉及,风险文化明显不见于文字,仅以“本行已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制度以识别、检测和控制资金风险”的口吻蜻蜓点水般见诸于董事会致辞中。
银监会《指引》明确规定,对于商业银行的专有信息或保密信息可不披露具体的项目,但必须对要求披露的信息进行一般性披露,并解释某些项目未对外披露的事实和原因。
近期,媒体先后披露的两家银行的国内分支机负责人非法吸储大案,始终鲜见于各类公报,甚至在银行内部网站也根本搜索不到任何相关内容。
显然,部分中资银行法律风险尤其重要诉讼项目信息严重缺失,对于重大案件只披露自身作为原告、被告的总金额等基本信息,部分银行则索性以“没有发生重大诉讼案件”一笔带过。
据悉,在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近来对全球100多家大型银行的调查中,摩根大通、花旗等上报的操作风险发生次数多达几十甚至上百起。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农行上报2笔外,其他几家均只上报1笔。
一家2012年在浙江地区曝出牵连金额几十亿元违规操作的国有大行,其行长竟也乐观表示“全年违规违法操作几乎为零”。
“难道我国四大行的管理水平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全球?”张立钧反问道。
倒逼机制
对于中资银行的规范性信息披露,巴曙松表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或可成为契机。
2013年1月,中国版巴开始执行。其第三支柱对银行在资本构成、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过程以及资本充足率等方面,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的披露要求,并划分了核心披露和补充披露。
此外,巴明确规定一般性银行每半年须进行一次信息披露,大型银行则每季度须进行披露。对于市场风险信息,各家银行须披露所有重大事件并每季度进行回顾。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则须详尽解释原因及其政策发展。
潘功胜表示,巴塞尔委员会此前经多次讨论修改,早在2012年4月就公布了相关监管文件,加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早于2010年就对此展开专题评估,于2012年11月颁布指导意见,全面包含银行所有关键经营活动和30项具体量化指标,因而中资银行目前有据可循、有法可依。
“但有政策无市场,也难有改善的积极性。”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称。
从上市银行角度来看,主导中国股票市场的多为短线投资者,对信息的深度分析和解读能力十分有限,使得信息的利用价值被无形降低。唯有建立完善的机构投资者市场,才能将所披露信息最大化分析和利用,也才能做到最深入的监督。
“浑水基金这类专找财报漏洞、卖空问题股票的做法也并非全然不可取。”张立钧举出了近年中国概念股因财报疑问在美国资本市场大面积被做空的境遇,称“不仅是银行股,各行业、各版块都需要少量类似浑水基金的‘挑刺者’来监督披露、肃清市场”。
向松祚还提出了利用互联网金融来改造传统银行业务固有的弊端,让更大量的群体广泛参与进来,倒逼银行进一步透明化的想法。“金融网络化、现代化突显双向互动,也是解决中资银行不透明的关键之一”。(新华网 财经国家周刊 记者 聂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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