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孟昕另外曾对5,000户农民工家庭展开调查。她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工资增长已经大大减速，从2011年23%的同比增速放慢至2012年的1.7%。这也说明，随着出口和建筑行业的低迷削弱工资增长势头，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正在恶化。

甘犁调查中显示的失业水平不仅远高于官方数据，也高于其他学者调查所显示的水平。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国劳动力市场专家朴之水(Albert Park)说，2010年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起调查了全国不同地区五座大城市的6,500户家庭，发现城镇居民失业率为2.4%，农民工失业率为0.7%。

甘犁的调查可能高估了失业水平，原因有二。

首先，甘犁的调查使用的失业定义比国际标准略微宽松。结果可能使一些按国际标准归类为没有积极找工作的人被记为失业者。国有企业关停后，一些被裁员的年纪较大的员工可能被归为此类。

其次，家庭调查可能未将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宿舍计算在内。在这些地方，失业率基本上为零。

甘犁的调查发现，中国的平均收入比官方数据显示出的要高。根据他的调查，2010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22,196元（合3,563美元），比官方公布的19,109元高出16.2%。

上述数据显示出的趋势与中国改革基金会(China Reform Foundation)的教授王小鲁2008年进行的另外一项调查相同。王小鲁的调查发现，中国城镇收入被低估的幅度更大，达90%。

概括起来，这些调查结果提供了一种对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略微乐观的看法。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家庭收入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45%。如果家庭收入被低估的幅度高达甘犁的研究所显示的程度，那么家庭收入可能应相当于GDP的约50%（假设隐性家庭收入在官方数据中被错误的归类而非未计算在内）。

中国可能比此前人们认为的要富裕，但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大，或许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大的。甘犁的调查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控制着68.4%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仅控制着0.5%的收入。

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数据，在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控制着50.3%的收入，收入最低的20%的人控制着3.4%的收入。

基尼系数是一个被普遍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统为1表示绝对的不平等，即一人控制着国家的全部收入；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绝对的平等。根据甘犁的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这比一家中国非营利机构根据官方公布的家庭收入数据估算出的基尼系数0.44要高很多。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这种严重不平等有助于解释世界经济中的主要谜题之一──中国超高的储蓄率。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超高的储蓄率是因为中国勤劳的穷人存钱以备不备之需。

甘犁的调查则颠覆了这种观点。

2011年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家庭收入非常低，实际上没有存下什么钱。相比之下，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挣钱很多，即便是在享受奢侈生活方式的同时，仍有大量的钱可以存入银行。

根据甘犁的调查，中国家庭储蓄率为19%，比官方数据显示出的城镇家庭储蓄率30%低很多。但储蓄率的主要贡献者是富裕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将60%的收入用于储蓄，占存款总额的74%。

其他人则勉强度日，挣的钱几乎全花光。这对北京解决中国高储蓄率和消费不足的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甘犁说，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收入再分配，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放到中国广大家庭手中。（本文原载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作者Tom Or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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