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政策对钢、煤等高能耗产业的影响

顶层设计完成，环保风暴来袭。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被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突出位置。2015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N”形式的顶层制度设计开始启动。而今年以来，环保相关政策更是密集出台。 2015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方案》属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1+N”系列文件之一。2015年底至2016年2月环保督察率先在河北单独展开，2016年7月19日，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到今年7月底，第三轮也已进入督察反馈阶段，而第四批已在8月中旬完成督察入驻。 对环保的重视源于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而我国大气污染的产生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从构成看，火电、钢铁、水泥、有色和化工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业约占2015年工业废气排放的85%。化工、造纸、纺织、煤炭、农产品加工、钢铁和火电是造成水污染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业约占2015年工业废水排放的63%。而造成土壤污染的固体废物上，钢铁、火电、煤炭、有色和化工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比约为88%。 环境恶化源于过去经济依靠工业投资驱动。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以工业投资驱动，钢铁、水泥等行业是重要抓手，而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和GDP累计增速几乎保持同步变化。而以这些行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代价就是环境的持续恶化。 “从工业到服务业，从排污到治污”早有先例。回顾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程，先后经历了公害治理、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等三个阶段。英美日等国普遍在工业化率即将见顶时集中爆发环境公害事件，而环境污染的治理则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污染物的排放量伴随工业化率的下降而下降。 钢铁、水泥、煤炭和有色等行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元凶。环保限产所针对的也主要是这些污染较重的行业，不难发现，这些行业本身也是产能过剩的行业。因此，环保限产具有“一石二鸟”之效——既能治理污染，又能约束产能、改善供需关系。 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逐年下滑。从过去5年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均呈持续下滑态势。环保政策趋于严厉是这些行业投资下滑的一大原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保限产政策加码，这些行业的产能将进一步被压缩，企业面对高昂的环保支出，扩张产能的意愿将被削弱。 环保督察领域持续拓宽。前期去产能主要从产能约束供给。钢铁行业是2016、2017年去产能重点行业。政府提出5年去产能1.4亿吨的目标，而去年实际去产能高达6500万吨，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产能利用率回升，虽然产能大幅缩减，但产量较2015年基本持平，因而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67%回升至去年的71%。二是产销率回升，今年上半年欧美经济回暖而中国经济超预期，令钢材需求有所回升，钢材产销率从去年底的98.1%回升至今年6月底的99.7%。若今年钢铁行业去产能5000万吨、全年粗钢产量增速保持在前7月5.1%的水平，则今年粗钢产能利用率有望进一步回升至78.3%。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将实施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而目前淄博、长治、焦作也已出台相关方案，明确要求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以上。以上7个城市2016年钢材产量2.1亿吨，占全国比重18.8%，而全部“2+26”城市钢材产量3.8亿吨，占全国比重33.3%。 过去几年煤炭行业在逐年降低新增产能的同时，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原煤开采新增产能由2011年最高时的4.1亿吨降至2015年的约2.3亿吨，焦炭由2010年最高时的7700万吨降至2015年的不到2600万吨。今年全国计划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截止今年6月末，全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11亿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4%。 然而，今年环保限产与去年钢铁、煤炭去产能有着很大不同。去年强制清理产能，在收缩供给、改善供需关系的同时，也引发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大幅回升，在需求端地产基建刺激、生产端产量并未受约束的背景下，又导致企业生产扩张，形成“产能去化、产量回升”的景象。而工业品量价齐升则令2016年下半年、2017年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持续改善。 但今年环保限产不仅继续约束产能，还直接约束产量——不承担民生任务的水泥企业错峰生产，钢铁企业限产50%，电解铝企业限产30%，排放VOCs的化工类企业原则上停产。而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均是代表性工业行业，这些行业大幅限产，意味着代表性工业品产量、工业增加值增速将明显承压。即工业品将由“量价齐升”转为“量缩价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