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将在多大程度上迈向理性繁荣

上海证券报

当下判断全球经济能否真正清除可能导致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维度：债务占GDP的比重能否下降到安全边际之内，能否迎来真正引致超长产业链升级的技术革命，主要经济体能否真正建立持续可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就此而言，全球经济要迈向理性繁荣轨道，亟须尽快告别“无债不欢”的增长逻辑，潜心新技术革命，培育大批“独角兽”乃至“百角兽”企业；主要经济体尤其应在关乎全球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扮演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人”。

多重信号预示，2018年将是催人奋进的一年。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均对201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表达了乐观预期。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中，更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8年迎来金融危机之后的全面复苏，预计将取得3.1%的增幅。世行顺势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3%。

世行报告充满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去年全球3%的经济增长，要知道，这个数据已是2011年以来全球经济取得的最佳成绩了。熟悉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年会议题设计用词的人都知道，诸如“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更强劲增长”等一直备受关注。至于施瓦布先生掌门的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这些年来更是绞尽脑汁求解全球经济复苏方案，足见危机爆发10年以来世人对经济危机造成巨大破坏的揪心与对经济复苏的渴望之切。

不过，尽管世行报告不乏乐观情绪，但世行也承认全球经济增速似已见顶。2017年的强劲增长主要来源于全球性的投资恢复、制造业回暖，以及全球贸易稳步增长。显然这些因素难以持续，人口结构、缺少投资、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货币政策收紧将限制各国经济扩张。事实上，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增速也已接近潜在增速。这一点与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趋势观察者的判断几乎一致。沃尔夫的告诫是：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如果投资没有起色，高负债情况没有得到消除，那么眼下的复苏注定无法长久。

趋势判断离不开数据支撑，没有人否认2017年全球经济的复苏成果，毕竟这一年发达经济体阵营不再是美国在复苏道路上“一枝独秀”了，欧元区也逐渐走出了欧债危机的泥淖，取得了久违的共同增长。另一方面，2017年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10年来，各国和全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思这场危机，也陆续修正了既往的一些经济政策。只是总体而言，过去10年全球经济复苏更多时候是假性复苏，主要依靠信贷投放支撑经济发展信心。其结果是，今日的世界负债水平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底。当时，全球债务总额为57万亿美元。而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研究所（IIF）的报告，全球债务在2017年第三季度飙升至创纪录的233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务63万亿美元、金融部门债务58万亿美元、非金融部门债务68万亿美元，以及家庭部门债务44万亿美元。仅在过去9个月，全球债务就增加了16万亿美元。尽管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影子银行风险的严厉管控，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但相当于全球一年产出3.18倍的沉重债务负担，毋庸置疑这仍是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风险。可以说，正是由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无债不欢”，导致世人在“巨额债务”中游泳。而全球债务占GDP的安全边际，经合组织（OECD）早在5年前即给出了50%这个基准。

另一方面，尽管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新兴工业、新消费和健康产业等投资风口被喊得震天响，尤其人工智能甚至被拔高至将重构几乎所有行业的高度。但是，世人不得不承认，要在短期内找到可以替代汽车这个能够带动超长产业链发展的超级产业，好像并不现实，况且汽车业本身也在革命。换句话说，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与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和持续性的技术推动与产业发展，还需较长时段的观察。

从历史的逻辑来看，1929年至1933年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凭借在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时间即得到了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的同时，也带动欧洲从衰退泥淖中上岸。同样，在4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欧日等经济体的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也同样在汽车、电子等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进而缔造了经济的空前繁荣。由此观之，全球目前最多处于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深度准备期，能支撑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超级新兴产业尚未真正出现。

至于建立一个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全球沟通与协调机制，以消除主要经济体对外政策的“合成谬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风潮中，说易行难。更何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力推“美国优先”的政策，这不仅颠覆了美国主导的战后全球化秩序，也很可能使全球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的丛林状态。

可见，全球经济要实现理性繁荣，更多时候是一种黑板经济学性质的静态假定，之所以希冀理性繁荣，盖因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金融的过度深化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信贷扩张来支撑，在实体经济绩效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摧毁性的破坏。各国要保持经济政策的理性，尽管要受到诸多条件的约束，却是执政者应有的坚持。

笔者认为，当下判断全球经济能否真正清除可能导致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债务占GDP的比重能否下降到安全边际之内，二是能否迎来真正引致超长产业链升级的技术革命，三是主要经济体能否真正建立持续可执行的沟通协调机制。就上述三个维度而言，全球经济要迈向理性繁荣轨道，亟须各国尽快告别“无债不欢”的增长逻辑，潜心新技术革命，培育大批“独角兽”乃至“百角兽”企业；主要经济体尤其应当在关乎全球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扮演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人”。（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