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关于改革开放观点的系统整理

刘鹤关于改革开放观点的系统整理

本文作者为安信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果、朱海洋，原文标题为《刘鹤关于改革开放观点的系统整理》

│上篇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位新成员，他就是刘鹤。

刘鹤基层经验很丰富,在去人大工业经济系深造以前,有长达10年左右的基层工作经验。刘鹤早期17岁时（1969）作为知青插队下乡，后当过战士、副班长。部队转业后，还在北京无线电厂当过工人，团委干事、书记(至1979)。学者特点鲜明，本身是研究员、教授，曾在权威国家级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担任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并于90年代初有两次海外访学和求学经历，主笔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还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发展有深入理解，在中国负责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部门国家发改委长期工作。1986年在人大经济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国家发改委，从基层干部一步一步干起(产业结构处经济师-处长-副司长-…)；2003开始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或主任。

刘鹤支持通过扩大开放来吸纳、转换和扩散国外先进技术,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1994年时任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时的论文提出，“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本含义是:利用开放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新技术,尽可能利用国际合作的形式在关键几个产业特别是设备制造业加以吸纳、转换和扩散,尽早形成开发和生产实力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素质”。对于开放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他认为需要协调国内与国外利益，但反对保护主义。上述论文指出，保护主义“不但在国际上已经过时,在中国也难以为继。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凡是被保护的‘重点产业’,不但护不住,反而走向衰落,而开放经营的产业则出现了新的生机。彩电、冰箱、自行车的案例已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国际化的办法促进我国关键产业的高度化,是顺应潮流的明智办法,也是效益最好的办法”。但是开放过程中，需要协调国内生产者利益和国外投资者利益的间题，否则也会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改革的推进。1996年时任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时的论文，以发电设备为例,提到“据预测,‘九五’期间中国发展能源工业所需要的发电设备总容量约8000万千瓦,国内生产能力可满足80%左右,甚至更多。但事实上已经准备直接利用外资的项目将占去4000万千瓦的份额。此外,通过贸易渠道进口的容量约1000万千瓦,致使国内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事实上可以达到国际水平。这就产生了协调国内生产者利益和国外投资者利益的间题。毫无疑问,外国投资者能够提供种种优惠,这是国内生产者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但与此同时,如果国内生产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并导致一部分企业停产、破产的话,也会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改革的推进。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办法,兼顾双方的利益。”

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市场是基础性的，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同时政府需要提高管理产业和经济的能力。1989年时任国家计委产业政司产业结构处经济师的论文《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总体思路》提出，“针对我国产业组织的现状，应强调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凡是个人能做好的，企业就不做；凡是宜于个人和企业做的，政府就不做；凡是能由下级企业做的，上级政府就不做；多种经济利益主体和下级都难于实现的，则由中央政府来完成”。“产业政策的实现有赖于具有较高素质的企业家与政府经济管理人员队伍的形成。如何形成这两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高于上述政策的最优先考虑”。

对于经济目标及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同等程度地兼得,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在政策手段稀缺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目标需要在特定经济环境和背景的基础上，设定优先顺序。在9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发展为重；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其他经济政策目标。1994年时任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的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及政策选择》提出，“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我国应确立四大经济政策目标。①包含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改善、生活环境改善的经济发展目标;②包括有物价稳定、低失业率和国际收支改善的经济稳定目标;③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经济效率目标;④体现收入和财富在不同阶层和地域间分配合理的经济公正目标等”。“在四大经济政策目标的选择上,我国应以经济发展为重。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再考虑其他经济政策目标”。显然， 在9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均GDP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背景下，以经济发展为重的政策思路是切合实际的。

 │下篇 

上篇里提到，刘鹤基层经验很丰富,在去人大工业经济系深造以前,有长达10年左右的基层工作经验；学者特点鲜明，本身是研究员、教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发展有深入理解，在中国负责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部门—国家发改委长期工作。

他支持通过扩大开放来吸纳、转换和扩散国外先进技术。对于开放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他认为需要协调国内与国外利益，但反对保护主义。但是开放过程中，需要协调国内生产者利益和国外投资者利益的间题，否则也会引起社会矛盾,不利于改革的推进。对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市场是基础性，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同时政府需要提高管理产业和经济的能力。对于经济目标及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同等程度地兼得,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在政策手段稀缺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目标需要在特定经济环境和背景的基础上，设定优先顺序。

下篇将就改革、投资、科技、产业升级、住房改革和房产税、城市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收入分配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现代服务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具体议题，进行展开。

关于改革。党的领导是改革的核心，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持稳定，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2013年在总结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文章中提到，“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改革需要统筹兼顾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但在改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照顾到所有人的利益,更不能用传统计划经济及平均主义的方式。但是要考虑到社会的可承受力，要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切不可超越社会的承受力。改革必须逐步推进；只能向前，不能后退。2011年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一文中提到赫希曼的“隧道现象”，“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之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相信会出现变化，就会失去耐心。因此，理性对待‘堵车现象’，保持秩序并逐步改变现状，是社会宽容度的‘天花板’。”

关于科技。在当今国际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中,关键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其中企业的作用是关键，但政府与企业需要有效配合。2005年在关于科学发展和“六个必须”的论文提到，“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加快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强有力的创新激励体系是根本性制度保障,需要在知识产权、风险投资、税收制度、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等方面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大的动力来源。2009年在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文章，提到“需要加大科技特别是自主创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特别重视大数据和信息技术。2012年3月1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的演讲提到，“信息技术的渗透、扩散和应用将对中国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促进中国加快转型。由于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海量数据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有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关于投资。投资方向需要逐步从贸易产品转向非贸易产品,提高服务业投资的比重,投资要有利于扩大劳动者就业和使劳动者获得更多利润份额的中小企业。完成于2007年公开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走向大国内生性需求拉动为主的增长格局》提到，“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历史阶段,仅就消费能力谈消费扩大是没有意义的。这几年讨论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能力,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使过度扩张的投资行为得到合理的约束,这才是降低国内总储蓄率的基本立足点”。“投资要有利于扩大劳动者就业和使劳动者获得更多利润份额的中小企业。投资方向要逐步从贸易产品转向非贸易产品,提高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也就是说要提高服务业的投资回报率。投资要有利于扩大劳动者就业和使劳动者获得更多利润份额的中小企业”。

关于产业升级。要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否则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将更加被动。2012年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文中提出，“我国目前这种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极不适应发展需要”。“须改变靠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发展方式，促进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推动，逐步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的增长动力”。“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创新能力不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不多，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机制不顺，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强化创新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我国如不能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将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加被动”。

关于收入分配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中等收入比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有助于真正扩大内需，建立起一道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维护国内经济安全的防火墙。2008年在《中国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一文中说到了拉美教训，其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拉美民粹主义严重情节可以由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来解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为不同阶层的群体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该文说“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标志是与现代技术结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现代服务业还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像“候鸟”，核心在于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要推动服务业在土地使用、水价、电价等方面与制造业一视同仁。2012在《把握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文中说，“需要对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我个人的理解是服务业如果和现代技术相结合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生产型的服务业，也包括消费型的服务业。总的来看，我认为，服务业的范畴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要创造环境，自主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服务业像候鸟，将随着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迁移。因此，在未来一个阶段，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首先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造比较好的法制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环境，健全服务业发展要素保障条件，探索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金融、税收、价格制度和统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工业化大规模发展的体制不同，服务业发展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要在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供求规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需求特点、供给方式，稳步有序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关键在于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服务能力，关键在于具有一批拥有国际视野、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企业家”。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一文中说，“服务业发展要在土地使用、水价、电价等方面享受与制造业的同等待遇”。

关于住房改革和房产税。需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付的住房供给，满足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产权房比重；研究开征房地产税，以此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获得扩大公共服务的税源。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一文中说，“要努力满足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产权房比重。”“开展试点，在建立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征收对象和标准、税收归属和使用等方面积累经验，研究开征房地产税，以此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并获得扩大公共服务的税源”。2009在《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文中说，“要大力调整住房建设结构，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可支付的住房供给，满足多元化的住房需求。”

关于城市化。要解决户口问题和社保问题，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这是城市化的实质。应深入落实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网络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群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一文中说，“有序引导城市化进程，承认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解决户口问题和社保问题，使他们成为退离土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特别是加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比较好地解决农民工社保关系的省际转续，为未来社会稳定奠定基础。”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一文中说，“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需要选择一个符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理城市化模式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就业吸纳力。在一系列复杂的变量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收入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变量”。“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City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它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建议》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安排，实现城市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布，有引导地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

关于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广泛存在，金融风险演化成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的失职，再加上市场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巨大的资产泡沫；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危机更快更广传播，并带来明显的同步市场波动。2016在《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一文中说，“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文中还引用了格林斯潘的话，“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2013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一文中说，“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关于金融监管。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改变“轻触式监管”，使监管“长牙齿”；要有危机意识，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长期性结构性问题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短期风险隐患用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2016在《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一文中说，“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tothe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关于社会保障。需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需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激励而不能影响劳动者的自我奋斗精神；要警惕高福利主义的负面作用。2013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一文中说，“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的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2011在《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一文中说，“对照拉美和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要与政府的财力相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要有利于激励而不能影响劳动者的自我奋斗精神，这是《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政策选择”。

资料来源：新华网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