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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金融到崛起金融:戴相龙见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路

2018-12-10 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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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1978——2018,是呼唤,是回声,源远流长。“行之愈远,路之愈艰”。这就需要回望来路,沉思历史。

金融业,是40年改革开放多维空间的一个截面,关联甚广。实业盛,金融通;金融活,实体兴。不洞察截面,拿什么去理解更广泛的历史和未来?所以,我们回望从计划到崛起的这条金融路。

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戴相龙,40年前从偏远的小煤矿一夜归队金融体系,自此耕耘三十载,念兹在兹。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勃兴发展的见证者、实践者和助推者,他经历过计划经济艰难转型,银行资产千疮百孔;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8年整顿金融秩序,三度推进清降不良。卸包袱,化风险,诸端得失,纵使时光流去,不废启迪良多。

“回顾过去一路,不是叙述我个人经历,而是我追随我们伟大国家的前进步伐。”此刻,年逾古稀的戴相龙坐在我们面前,口述一段不可忘却的经济腾飞史、金融奋进史。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鉴往知来,愿乘改革再出发之长风,坚定走好中国金融路。

40年改开路

从计划金融到崛起金融

上证报:1978年,您进入金融系统工作,也就是这一年,新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践者、助推者,在您看来,中国金融业在这40年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哪些特点?并分别承担了什么样的历史任务?

戴相龙: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金融始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我们回顾金融的不同发展阶段,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大框架。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十四大,这是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以我国金融业呈现的也是“计划金融”的特征,其任务就是服务于计划商品经济。

从1992年的十四大到2012年的十八大,这2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先后起“基础作用”“决定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也基本相应形成,金融业也随之呈现“市场金融”的特征。

当时主要改革的是金融要素市场,人民币利率、汇率等基本要素的价格基本通过市场形成,证券、外汇、黄金等金融产品市场迅速发展。同时,专业银行变成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变成股份制上市银行,整个金融的市场机制基本形成。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金融也为支持中国经济崛起发挥作用,开始呈现“崛起金融”的特征,这是中国金融走向国际舞台的“市场金融”。

8年金融秩序整顿,

全国金融体系换新颜

上证报:从1993年到2000年,全国开展了8年金融秩序整顿,兼并撤销了一批长期资不抵债的中小型金融企业。如今,一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也出现长期经营亏损等问题,您能否分享当年的机构和债务整顿经验?这对当下的金融风险防范工作有哪些借鉴意义?

戴相龙:1993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一些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导致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信托投资公司资不抵债。国务院决定对这些机构清理撤销或合并重组。同时,要求当地政府维护群众合法债权。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故事。1999年,当时西部某省农村合作基金被撤销,但兑付不出农民存款,农民拿着扁担去要钱。当时,我和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商议了一个权宜之计:在中央财政不能借款、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公众合法权益又必须保护的困境下,由当地国有企业向国有商业银行的省分行申请借款,转借给省政府用于农村合作基金会支付农民的合法债务,年底时商业银行以借出款抵付向省政府缴纳的营业税,维护了社会稳定。

但这种处置方式是不规范的应急措施,不宜推广。1999年6月,重庆市向中央申请借款保支付时,最终改为由人民银行向当地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用于政府保支付,再在中央财政向地方转移支付资金时扣还借款。

其实,这在当时是一项艰难的决策。当时预测,借出的资金,因各种原因可能难以收回,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我带人民银行工作小组,先后到8个省、市,与主要领导商定双方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2000年底,原预测借款额度会超过2000亿元,最终实际控制在了1500亿元。目前上列借款人民银行已收回95%。

现在,我国经济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去产能、去杠杆工作,预计会出现违约债务。处理这些违约债务,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不能重走由地方政府兜底的老路。

市场经济下,对少数金融企业实施破产,是正常现象,不要怕因此带来的金融不稳定。掩盖和长期积累金融资产损失,才是真正的风险。

一次危机喊话

中国金融彰显定力

上证报:回溯20世纪下半叶全球金融发展史,绕不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宣布并执行人民币不贬值,稳住了这场大风暴。您能否介绍下,当时是如何在中央领导下形成应对决策以及如何具体实施的?

戴相龙:其实确切说,应该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也向东亚国家扩展。当年引发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97年时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回流,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再加上东南亚一些国家短期外债太大,实行固定汇率,造成本币汇率狂贬,股市狂跌,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铢一天就贬值了20%。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造成我国出口下降,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经济增速下行。

当时我国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我们把1998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提高到16%-18%。

第二,降低关税,减免进口增值税,从而扩大进出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之前几年我国的关税收入都是不断增长的,那一年关税收入反而少了,但是换来出口增长,外汇储备上升。

第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关闭一些资不抵债、救助无望的金融企业,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剥离不良贷款。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这在当时绝不是“争面子”,而是有着稳汇率的坚实基础。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8.8%,外汇储备约1400亿美元。当时还考虑,即使人民币贬值了,由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减少,我国出口也不会增加太多,贬值还会给东南亚金融危机火上加油。

当时,东南亚国家货币和日元、韩元相继大幅下跌,亚洲各国和亚洲以外许多国家人心恐慌。我国领导人向世界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那时候,我到公园散步,路人见到我就问:戴行长,人民币怎么样?我说不贬值!

第五,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操作预算和双边支持给予资金支持,拿出30亿美元来支持有困难的国家。

中国当时采取的诸多举措,大大增加了国内外应对危机的信心,也提高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亚洲乃至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赞誉“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大国”。

三次清理历史包袱

银行改制轻装上阵

上证报:1997年、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先后提出要把国有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对其实行股份制改造,有条件地择机上市。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前期,清理不良资产是最大难点,为此做了哪些工作?

戴相龙:商业银行改革最大的难题,就是坏账太多了。为什么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对此应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1997年的一份中央文件给出过一个判断:“目前金融领域的问题是多年形成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领导人在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客观地分析了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原因,对金融系统提出要求,也为金融系统职工说了公道话。

根本原因还是在银行体制陈旧、经营机制落后、内部管理松弛。计划经济时期没有把国家银行当成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使用政策化、财政化,国有商业银行尚未成为真正的法人和市场主体。粗略测算,外部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可能占全部不良贷款四分之三以上。

为了给几家银行商业化改革创造条件,我三次推进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救助工作。

1995年底,4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73%。按当时有关数据测算,要把资本充足率提升到不低于8%,需要中央财政资本金2700亿元。我先后向相关领导汇报,建议通过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中央银行把4家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腾出的资金2700亿元,分别向财政部购买特别国债,财政部再用以此筹集的资本为4家银行补充资本金。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年利率为7.2%。如此运作,4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标准的8%。

但是两年后,不良贷款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对中央大中型企业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大量企业破产兼并,再加上贷款质量划分标准提高和金融监管加强,又使4家银行不良贷款大幅上升,其中有2家情况尤其严重。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我在1998年6月组织起草的《化解我国金融风险工作规划(1998年10月-2000年)》里提出了这一点。1998年10月1日,我将以上工作规划主要内容报告给国务院领导。10月29日,领导召开会议听取人民银行的汇报,提出4家银行分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要求建行明年先成立。

建行在当年12月14日向国务院报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试点方案。12月,国务院领导多次召集我和建行的同志等研究资产管理公司有关内容和运作方式。

1999年,建行、工行、农行、中行各自对应的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先后落地成立了。

划拨不良贷款的范围,当时限定为4家银行于1995年前发放到1999年底形成的逾期一年以上的呆滞贷款,以及1999年末的账面坏账等难以收回的贷款,划转总共13332亿元。这些不良贷款中有6000多亿元是已经形成的损失,只能由4家资产管理公司按原价收购。

收购资金来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将人民银行借给4家银行的再贷款转拨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收购不良贷款,共计6338亿元;二是不足部分由财政部向有关银行发债,以筹集的资金支持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共计8583亿元,期限10年,年利率固定为2.25%。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收购4家银行不良贷款以后,1999年底,4家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

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条件成熟时可以上市。国务院领导决定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工作小组”,由我任组长。

鉴于处置不良贷款任务重、时间紧,短期无法拿出其他方案,我们召集4家银行行长讨论,经人民银行领导班子研究,同时采用1997年、1999年两次处置不良贷款的做法。2002年1月9日,人民银行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书面建议,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银行补充资本金,和再一次为4家银行剥离处置近1万亿元不良贷款,从而使4家银行具备向社会筹集资本并择机上市的条件。

这个方案历经曲折。由于各种原因,此项重要而又复杂的建议没有进一步讨论。2002年底政府换届,我调任天津市市长,对国有商业银行第三次救助没有能够在我任期内完成。

2003年3月,中央政府换届后,人民银行提出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方案,并得到国务院同意。2003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央汇金公司,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向4家银行注资。2007年12月,财政部发行2万亿元特别国债,主要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对有关银行注入资本,为后来4家银行吸收国际资本和上市创造了条件。5年后,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三次救助,依然采取了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其充实资本金方式。

鉴古知今塑监管

坚定中国金融信心

上证报:40年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金融体制在不断健全完善的同时,金融风险也在悄然演变。当前的金融风险特征与当年有何不同?在应对策略上有哪些新挑战?

戴相龙:当前金融风险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金融风险有很大不同。一是发生的背景不同。上个世纪90年代的金融风险发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现在金融风险发生在我国经济从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

二是金融风险点不同。20年前金融风险反映在国有企业大量亏损和部分国有企业兼并破产,造成国有银行资不抵债。新兴中小型各类金融企业处在试点过程中,违规经营引发其大量破产,发生较多民众挤兑存款事件。

现在的金融风险,主要反映在国际金融风险不断传入我国,以及股市和房市的大幅波动,冲击我国金融安全。还反映在新的科技在金融业的运用中,例如P2P引发的风险。

对金融风险处置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对金融风险发生的债务违约,20年前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是国家所有,对债务违约采取行政为主的处置方法。现在,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股份制企业,对违约债务处置只能采取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对资不抵债、不能救助的债务企业只能采取破产重整或破产清偿。

有些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风险,金融企业违规经营以及非法集资等形成的风险,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

应对当前新的金融风险,我们宜采取下列措施。

一是正确把握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节奏,使其金融开放与我国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加强国际收支平衡,防止国际资本恶意冲击。

二是特别要重视去产能、去杠杆过程中的企业风险,坚持违约债务处理市场化、法制化,严禁银行“借新还旧”掩盖不良贷款。

三是防止和应对好股市、债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大幅波动,切断各类市场风险转移。

四是对金融业所有创新试点和新技术的运用,都要采取谨慎态度,对其试行的失误容忍度要远远低于工商企业。

此外,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各省设立破产法院,坚定不移地对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破产重整和破产清偿。

上证报:从您的从业和领导经验来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应具备哪些要素?我国距离达成这一目标还有多少路要走?

戴相龙: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应研究和规划现代金融建设的重大问题。金融体系由几个环节组成,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也应对照着各个环节来努力。首先,要保持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人民币完全具备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并为全球个人、企业和中央银行广泛高度使用。人民币国际化只能顺势而为,不挑战美元。预测到2035年,人民币影响力可能与欧元相当。

二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服务对象,应从工商企业生产和建设,普惠到个人和小微企业,发展到支持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和支持“健康中国”。金融集团和商业金融作用更为突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有效配置。同时加快大型金融企业国际化、综合化、集团化步伐,发展能与欧美大型金融集团合作和竞争的跨国企业集团。

三是把上海建成亚洲领先并与伦敦、纽约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中心。

四是运用后发优势,使我国金融业科技运用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五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与我国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相当的地位和作用。

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不仅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发展、更好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颜剑、陈羽对此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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