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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央行的老面孔、新“舵手”│再见,小川

2018-03-19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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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小川

摘要:十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从2002年底至2018年初,在这十五年中,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等主题一次次把央行行长周小川推到镁光灯下。

在成为央行行长之前,周小川就一直以改革者、开放者的姿态示人。改革和开放,应对复杂国际金融环境,成为了周小川和央行这十五年来的主题。

│人民币国际化:从默默无闻到全球第二大贸易和服务结算货币

这十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可谓是央行重点政策之一。

回顾人民币国际化十年来的历程,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曾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贸易、投资和储备。从默默无闻到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和服务结算货币、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谓迅速。

通常来说,人们把2007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初建视作人民币国际化的开端。

2007年,人民币国际化试探性脚步迈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迫使各国央行意识到掌握本国金融货币命运的重要性,对中国央行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达到命运自主、减轻美元影响的根本路径。

2008年,上海和广东率先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起,央行陆续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或换协议,去掉美元中介环节,开始直接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开展双边贸易。

在具体操作中,贸易结算、支付利息、服务费、分红等经常账项目中用人民币,允许特定的资本账项目交易使用人民币,比如海外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海外央行和部分离岸银行可以把多余的人民币投入中国大陆的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1年,央行又推出了基于配额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用人民币在境内外投资的机制。

SWIFT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滚滚财源,全球不少金融机构纷纷扩大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交易结算、支付、汇兑、衍生产品和清算能力。

SWIFT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人民币全球交易使用量升至2%,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五。

IMF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为885.4亿美元,占官方持有外汇储备1%。

另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0余家海外央行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银行也陆续与约40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金额超过3.3万亿元。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的长成往往路途漫长,十年仅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紧紧抓住机遇

周小川在任上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带领央行,配合全国度过这场危机,成为周小川的重大课题。

在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前,央行已经储存了充足的弹药。2008年6月,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金融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达7.47%,1年期存款利率达3.60%。

自2008年下半年起,央行逐步降准降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场危机给全球各地造成的影响,每个地方的处境并不相同。

对一些南欧国家来说,美国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带来这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这十年可谓是失去的十年;对美国、德国等国家而言,这十年是从信贷体系崩溃到建立超宽松货币政策再到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的十年,换言之是调整的十年;但是学者徐瑾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十年是崛起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中国的金融结构规模急剧跃升,昔日债务缠身、举步维艰的国有银行尚且希望吸引海外同行入股来提升自身品牌,如今纷纷晋升世界前列,中国四大银行跻身世界前五大银行,而中国公司也纷纷开始海外扫货。

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紧紧抓住了机遇,同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后一段时间央行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一行三会关注的焦点。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虽然避免了出现类似欧美那样的信贷崩溃局面,但是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等几个领域依然是央行担忧的重点,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是央行等监管机构需要重点防范的。

在十九大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小川表示:

首先,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这个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讨论的比较多。

金融风险有一般性的金融市场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如个别金融机构不健康、不符合相关标准,甚至存在关闭破产的可能性。而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则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

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另外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的缺口导致亏损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可能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出现不健康,不少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再有一点,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之后,周小川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文指出,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要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指数)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

2017年底以来的强监管,则显示出包括央行在内的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决心。

│十五年来央行大事记

2003年 发行国内首只外币债券 建立人民币汇率压力监测指标

2003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招标发行了5亿美元金融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5年。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只外币金融债券。本期债券经过承销团成员竞价投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3.65%。44家承销商中,参加投标40家,实际中标26家。

时任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的贺强称,首次在境内发行美元债券,不仅是融资工具和融资方式的创新,而且填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空白。

这只境内美元债券由国务院审批,人民银行制定发行交易办法,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因此,这只债券是以美元计价的政策性金融债券,与目前银行间市场的开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具有相同的地位。

10月,央行建立人民币汇率压力监测指标,定期分析人民币汇率压力情况。

2004年 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 提高货币出入境限额

3月24日,央行经国务院批准,宣布自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

12月,央行决定调整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由6000元提高到20000元。年底,央行决定人民币银联卡将从2005年1月10日起可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使用。

2005年 批准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外汇买卖业务 债市引入外资机构发行主体

5月18日,央行批准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开办外币买卖业务。同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八对外币买卖业务。八对交易货币分别是美元兑欧元、日元、港元、英镑、瑞郎、澳元和加元,以及欧元兑日元。该项业务的推出将有利于完善我国外汇市场体系,满足市场的投融资需求和避险需求,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建立起联接国际金融市场的通道。

10月9日,央行批准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分别发行人民币债券11.3亿元和10亿元,这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引入外资机构发行主体。

2006年 外汇交易中心建立独立清算所

12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建立独立清算所,有利于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清算风险,提高清算效率和市场流动性。

2007年 Shibor开始运营

1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开始运行。对社会公布的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

2008年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2008年,上海市和广东省政府先后向国务院提出希望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鉴于上海市和广东省在企业选择和政策配套等方面准备比较充分,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和广东省内的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四城市率先进行试点工作。同时,明确境外试点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

2009年 同四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从2009年开始,央行陆续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货币或换协议,去掉美元中介环节,开始直接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开展双边贸易。

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270亿港元,协议有效期为3年。

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协议有效期3年。

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有效期3年。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有效期3年。

2010年 中俄开始使用本币结算

11月22日,为促进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贸易,便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满足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交易。12月15日,俄罗斯莫斯科货币交易所正式挂牌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交易。

2011年 地方债发行试点 RQFII启动

11月,四省(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和深圳市政府分别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71亿元、69亿元、67亿元和22亿元。

1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第76号令),允许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作为试点机构,运用其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在经批准的人民币投资额度内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

不到五年,RQFII从扩大到英国、新加坡、法国、韩国、德国和加拿大,它们各自获得了金额为人民币500亿元到2700亿元不等的配额。

2012年 RQFII试点额度扩大 发展中日直接使用本币交易

4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RQFII试点额度扩大500亿元人民币,专门用于发行在香港上市、投资境内A股指数成分股的ETF产品。

自2009年以来,央行同多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5月2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自2012年6月1日起完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日元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2013年 启用SLO和SLF 中英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上海自贸区成立

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启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

1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对金融机构开展操作,提供流动性支持。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率先于中国开设货币互换线的国家。

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

2014年 同多国签订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RQFII试点扩大到十个国家和地区

2014年,央行同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韩国、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泰国等国家央行签订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2014年,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已扩大至10个国家(地区),包括:香港、台湾、英国、新加坡、法国、韩国、德国、卡塔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投资额度为8700亿元人民币。

2015年 国际性商业银行首次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和服务结算货币

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这是国际性商业银行首次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2015年,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和服务结算货币。

2016年 人民币加入SDR篮子

8月31日,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首期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10月1日,人民币加入IMF的SDR货币篮子正式生效,具有了国际储备货币的属性。

2017年 “债券通”正式运行

7月3日,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简称“债券通”)正式上线试运行。(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 编辑 曹泽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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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央行的老面孔、新“舵手”

  摘要: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在央行工作,今年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他能做什么,他将做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2015年3月,易纲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畅谈中国金融改革

2017年12月20日,易纲在首期“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上详细阐述人民币加入SDR的理论逻辑和深远影响。

1 研究起点:通胀与货币

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1980年,22岁的易纲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哈姆林大学学习,并通过一篇关于统计模型精选方法的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在1994年,他和一同归国的林毅夫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教授、副主任等职。1997年,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转战央行,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央行生涯。

在美国求学期间,易纲的研究领域侧重在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方面,而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货币问题。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易纲等一批留学人员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形势。1988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末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不仅是困扰国内经济学家的难题,也是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货币扩张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但“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仍旧增加了货币投放。

此后,关于通胀的研究,他一直在持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易纲当时提出的对策是长短期政策协调使用,短期来看,

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中长期来说,应该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在1998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指出,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时候,他的视野已经从金融领域也更多地延伸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方面。

丰富的学术经历,让易纲成为媒体口中的学者型官员,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他拥有宽广的知识结构,著作和论文数量丰富。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2 相信市场的改革者

在改革问题上,易纲与周小川同样属于坚定的改革者。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易纲的知青岁月让他了解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据南方周末报道,易纲曾经回忆起他18岁时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故事: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回忆时总结。

计划还是市场,曾一度是困扰中国知识学界的难题。对在海外留学的易纲来说,其深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易纲曾在一个公开讲座上说,“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的易纲,曾在2015年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他一直强调产权对于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一文中就提到,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而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一文中提出疑问。他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市场经济。易纲的论文集、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除了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易纲还关心环境保护,比如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等问题。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国民素质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在他看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3 人民币“入篮” 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易纲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两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币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

对于人民币“入篮”的历程和意义,去年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进行了深入介绍。(详情请点击:入篮一年,人民币改变了什么?)

他介绍,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经过多轮讨论,终于在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他同时指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下一步如何改革开放,他认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驾马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易纲表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4 货币政策下一步?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一行三会”变成了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模式。(详情查看:三问“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新架构)未来,央行如何发挥其协调作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8年及中期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易纲在两会答记者时解释了“松紧适度”的考量,他说,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流动性方面的松紧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去年底,易纲也撰文分析了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思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在文中表示,央行将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与此同时,金融业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会变。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他指出,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易纲简历:

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至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1982年至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至1991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先后担任经济系助教、副教授;

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2003年至200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期间: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6年1月12日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同年12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

(本文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原文标题《易纲:央行的老面孔、新“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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