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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柯俊先生的辉煌钢铁人生

2017-09-04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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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先生的钢铁人生

柯俊院士带领的科学技术史团队。

柯俊101年的人生岁月,几乎是靠“钢铁”支撑的。

3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首次发现了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一直到90多岁,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仍然每天上班,参与教学改革,到大学和研究所与同事交流。他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穿过校园来到自己位于主楼的办公室,这栋老建筑比他还要小40多岁。

柯俊这个名字总是和钢铁紧挨着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首个”“先驱”之类的描述。他率先在研究中引进电子显微镜,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金属研究所,开拓了中国冶金史的研究。

钢铁在他的人生中搭起一个又一个高峰。直到8月8日去世,这些高峰才停止延伸。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主任的韩汝玢记得,柯俊六七十岁时谈起金属元素,依然对它们的原子量、价态、结构“信手拈来,不需要思考”。他家的柜子里也放满了多年来整理的文献分类卡,可以随时查阅老文献,补充新文献,效率堪比计算机。

即使已经退休,有人来家里拜访,柯俊还是更愿意聊中国钢铁缺少高精尖产品的状况。他会因为钢铁生产中“每层工艺检查不够严格,人人都只想着赚钱,不按照标准来”而着急。他也强调钢铁行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管是思想还是具体方法,都需要一整个梯队的人去把关和执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一篇文章中感慨,每次见到柯俊,他都非常忙碌。他常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24小时工作的”。

他是各大顶尖高校和研究所的常客,却坚决不收酬金。柯俊的外甥回忆,81岁时,他在印度讲学时晕倒,被诊断为心肌梗死。病情恢复后,柯俊又每天伏案工作,主持会议,到处出差讲学。

钢铁外的世界里,人们对柯俊的名字并不熟悉。柯俊去世后,有人发现,某媒体平台发布了三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收获的回复数是零。但是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500多人涌进礼堂。他们大多是他曾经的学生,许多都来自宝钢、鞍钢、武钢等企业。

他的人生几乎和新中国的钢铁事业发展同步。他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新中国才刚刚成立,那时全国几乎没有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年钢产量是中国的近600倍。如今,他走完自己的钢铁岁月,中国的钢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刚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时候,柯俊也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校园穿行。那时候,为了更好地讲授一门新课程,柯俊会专门找来学生,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期待。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校长的李静波还记得在学校一斋二楼一间朝北的房间里,同学们七嘴八舌说自己的想法,柯俊和他们讨论的场景,“很新奇,我们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没讲课先征求学生意见的做法”。

在李静波眼里,这位钢铁大师一点也不冰冷。他会在新生见面会上说相声,火爆的场面成为一届届学生口耳相传的盛景。他还常常和学院的保安、考察调研认识的司机聊天。

到了70多岁时,柯俊冒着风雪到学生宿舍参加座谈会,载着他的还是一辆自行车。谈起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斤猪肉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顿时感觉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并不神秘”。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一直收藏着柯俊指导过的论文初稿。那篇论文送给柯俊审阅前,他本以为老先生没时间给学生看稿子,最多翻两下就会还回来,但是论文送回时他才发现正反面写满了柯俊的修改意见。

对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卢锡年来说,柯俊是大学阶段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老师。柯俊为当时的金属物理专业开设了“位错理论”课程,“我第一次知道,在‘傻大黑粗’的钢铁中,也有这么漂亮的物理模型能够建立”。这项在当时未被公认的理论后来成为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是柯俊将它带回中国的。

其实,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柯俊有时候也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也曾不顾考古学界早已形成的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人工冶铁器和铝器国家的结论,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测试,找出论证的漏洞,证明古代中国没有掌握相应的冶金技术。柯梭甚至最终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使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钢消费量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面对“钢铁是夕阳产业”“美国都出手钢铁大楼了”的质疑声,他写下专题报告《驳钢铁工业是夕阳产业》送交冶金部,最终得到了支持,指导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工艺研究。

柯俊相信“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传统金属材料是工业的粮食”。在我国镍供应长期短缺的情况下,柯俊研究替代合金,解决了哈尔滨仪表厂濒临停产,制造军用雷达变压器所需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他研制出的硅钢至今仍是小型变压器使用的材料。

研制硅钢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他成为“被改造对象”,既要给科研组出主意,还要负责杂活累活。柯俊常常在寒冬骑着三轮车,花半个小时把液氨瓶从中关村运送到几公里外的钢铁学院。

钢铁像是铸进了柯俊的骨髓深处。年轻时候进入河北工业学院学习,他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选择与钢铁有关的化工系。年仅19岁,柯俊就发表了文章《耐蚀合金钢》,预言了当时缺点多的矽钢、铬钢、钒钢的使用前景。

他曾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的终身讲师。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所长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副所长都曾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进行研究。但留学生涯结束,他坚持要回到中国,“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柯俊成长于中国最软弱、钢铁最匮乏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搬迁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曾负责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型工业的内迁,包括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直到武汉失守前夜,柯俊才乘船离开。

在颠沛流离中逃难、求学成为他早年人生的底色。许多年后,他在病榻上仍然向学生们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自己在位于郊区的中学上课。当时炮火声不绝于耳,日军已经进城了,他也没法回家,只能连夜扒着煤车到天津求学,几个月后才重新联系上家人。在英国结婚时,他坚持把结婚日期选在了9月18日。

后来,他到印度负责运输战时援助物资。那里有亚洲第二大钢铁厂塔塔钢铁厂,柯俊一有空就过去学习高速钢的制作。那时,中国还没有掌握这种用途广泛的工具钢的冶炼技术。他还调研当地工业发展情况,写下了两篇对印度工业体系的观察文章,发表在《新经济》上。

从英国回来前,柯俊留下了一笔钱,在英国长期订阅最前沿的杂志寄回国内,它们成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他还考察了西欧主要的高等院校和工业研究所,利用人脉获得了德国马普研究协会实验大楼和工厂的设计图纸,沈阳金属研究所因此得以在短时间内建成。

柯俊带回的,还有英国下午茶的习惯。韩汝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柯俊常常组织教授、学生利用下午茶的时间交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条件不好,“就是在他家里,只有茶,连饼干都没有”,但大家通过下午茶联络了感情,“那时改革很多,运动很多,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很多重要的点子也是在交流中“碰撞”出来的。

李静波几乎每天都看到柯俊去实验室工作。他说,这是柯俊把英国大学里的工作习惯带回了国内。

韩汝玢最后一次见到柯俊,是他101岁生日的时候。柯俊曾经强烈拒绝别人为他过100岁生日,对朋友和学生生起气来一点情面也不留。他变得越来越固执,住进医院后会猛地拔掉胳膊上的针管,一点药都不肯吃。过去平易近人的他,只和很熟悉的人说话。

在岁月的冲刷下,他的身体逐渐锈蚀,但他一直订阅学术期刊,看到好的文章就折起来,托人送到学校。

7月27日柯俊住院前给韩汝玢打了一个电话。讲了20多分钟,韩汝玢才听明白情况。电话那头,柯俊断断续续的讲话声和医院里匆忙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他说自己可能没法再从医院出来了,声音很没底气,我当时就哭了”。12天后,柯俊在医院逝世。

根据柯俊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七十多年前,柯俊曾组织天津地区的“一二·一八”抗日示威游行,然后逃难、辗转来到武汉大学求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并在战乱年代度过了美好的大四时光。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柯俊传》)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8月30日 10 版 实习生 王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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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院士将自己的遗体捐给母校,背后的故事让人热泪盈眶

101岁的柯俊院士走了,“贝茵体”先生走了……

或许在你听来,这位与中国钢铁事业相伴数十年的科学家,如“贝茵体”一样,觉得陌生。

他被称为中国冶金界的“一代宗师”。

上个世纪中期,柯俊首次提出钢中贝茵体转变的切变位移机制,证明其与珠光体、马氏体不同的相变,后来在国际上形成了关于贝茵体相变的“切变学派”。他被国际同行尊称为“贝茵体先生”(Mr.Bain)。

桃李遍天下

他是科学家更是教育家

北京时间2017年8月8日7时29分,柯俊院士在北京逝世。15日,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桃李满天下。

他是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开拓者、是钢铁科学与技术的集大成者,还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甚至在逝后,将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研究。用这种方式,为我国科教事业作了最后贡献!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是柯俊院士的学生。1997年他进入北科大读博时,柯俊已是八旬高龄,对待学术依旧态度严谨。

“入学之初,就要我读英文原著,每月提交一篇心得体会,每学期至少参加一次英文研讨会。”潜伟毕业时,85岁的柯俊院士亲自为他修改论文,从初稿到成稿,七易成稿。

一些学生这样说道——“他很愿意和学生交流,为人非常随和。我时常到家中请教,每次离开柯先生都要送到门口。” “有一次,晚上十点我起身告别,柯老师送到门口又讨论起来,就一直站在门口聊到深夜。”

少年时代的柯俊。

求知漫漫路

他只想回国为万千人民服务

1917年6月23日,柯俊出生于吉林长春。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48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后获得终身讲师任命。

由于柯俊关于贝茵体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美国、德国和印度等国的科研机构先后向他发出邀请,他都婉言谢绝。

他对邀请他去工作的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教授史密斯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那里一吨钢的作用,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1953年他携妻儿回国。

1954年,柯俊进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教,从此再没离开过这一岗位。20世纪50年代,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参与创办了第一个冶金物理化学专业。20世纪70年代后,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史(工学)博士点。

学风严谨、淡泊名利、提携后学,柯俊院士为广大科教工作者做出了榜样,遗体捐献亦是一项艰难而高尚的人生选择。

“理学工学史学求实鼎新学贯中西百年科技强国梦,天文地文人文察宏探微文通古今一代宗师赤子心。”八宝山东礼堂外的挽联,是对先生一生的礼赞。 (来源:“新华视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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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柯俊 (中科院院士、材料物理学及科学技术史学家)

柯俊(1917.6.23-2017.8.8),浙江黄岩人,材料物理学及科学技术史学,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金属物理、冶金史学科奠基人。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学士学位,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获加拿大麦克麻斯特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英国萨瑞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柯俊长期从事金属材料基础理论和发展的研究,创始贝茵体相变的切变理论,发展了马氏体相变动力学;开拓冶金材料发展史的新领域,促进定量考古冶金学的发展。柯俊几十年从事合金中相变的研究,在钢中首次发现贝茵体切变机理,在英、美、德、日、俄学者中仍为贝茵体形成机理的主流学派。20世纪50年代首次观察到钢中马氏体形成时基体的形变和对原子簇马氏体长大的阻碍作用80年代系统研究铁镍钒碳钢中原子簇因导致蝶状马氏体形成,发展了马氏体相变动力学指导开展微量硼在钢中作用机理的研究。领导并亲自参加中国考古冶金史的研究,阐明中国生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作用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文名 柯俊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黄岩 出生日期 1917年6月23日 逝世日期 2017年8月8日

职业 材料物理学及科学技术史学家 毕业院校 武汉大学、伯明翰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金属物理、冶金史学科奠基人

人物生平

1917年6月23日,柯俊生于长春市,祖籍浙江省黄岩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深知教育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依靠薪资,省吃俭用,供养七个子女均大学毕业。柯俊在长春初中毕业后,只身到沈阳念高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来到天津,先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一中学。

1932年9月,入河北工业学院高中二科。

1934年,入河北工业学院化工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柯俊辗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得到著名文学家关文瑛、物理化学教授邬保良等的教益,奠定了他在这一学科的基础。

1938年,毕业经姚南枝介绍到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

1938年7月~1944年11月,他先后在越南、缅甸、昆明和印度等地工作,深得当时经济部长翁文灏的信任。在昆明期间,他深受著名物理学家叶企荪的影响,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获学士学位。

1942年11月~1944年11月,柯俊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和资源委员会玉门油矿驻印度代表,在此期间他曾到塔塔钢铁厂实习。

1942年,派驻印度,曾在印度塔塔钢铁厂实习。

1944年12月,柯俊获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学术奖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剑桥大学晶体学系学习,并先后担任英国焊接研究院研究员、钢铁研究协会研究助理。

1944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

1948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哲学博士学位,从事合金中相变机理的研究,并担任理论金属学系讲师享有终身任命。

1951年,柯俊获得终身讲师任命。

1953年8月,携妻挈子绕道印度,经香港返抵广州。

1954年,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任教,先后任北京钢铁学院金物教研室主任、物理化学系主任、北京钢铁学院副院长。

1956~1959年,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及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叶企荪的副手。

1956~1979年,任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物理化学系主任,1979年任副院长,1984年至今任校长顾问、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4年,开创组织并亲自参加利用现代仪器研究考古金属文物进行中国冶金史的研究。

1976年起,柯俊与褚幼义、贺信莱、余宗森等人开始进一步开展硼钢的研制,系统研究微量硼在钢中作用的机理,用径迹显微照相技术进行“硼在晶界非平衡偏聚的研究”。

1978年,他被评为北京钢铁学院先进教师,特邀参加北京市、冶金部和全国科学大会。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3~1986年,柯俊、陈梦谪等人根据四川攀枝花矿产资源的特点,负责“六五”、“七五”钢中钒、钛研究攻关项目的课题。主要研究了微量的钒、钛对重轨钢、硅钢组织及性能的影响,阐明了微量钛在钢中的分布,氧化钛形成机制以及在钢中的作用等。同时,柯俊等人还完成了对纳米级析出相的萃取及鉴定方法。

1984年5月,加拿大麦克麻斯特大学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称号。

1990年,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授予他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理事长。

1992年,亚太地区电子显微镜年会柯俊主持。

1994年,他参加起草的《改革高等工程教育增强中国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咨询报告,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教委的高度重视。

1996年承担了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中“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同年在北京科技大学主持了冶金及材料工程拓宽专业的试点班。

1990年,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授予他第二届“桥本初次郎奖”。

1998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次全国电子显微学会议上,郭可信分别向柯俊、朱静颁发了“钱临照奖”。

2000年10月至2003年9月,柯俊指导北京科技大学的973项目组抽出人员成立了一个专题组:新一代钢的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基础研究及材料性能特征研究。主要成员有:柯俊、柳得橹、傅杰、康永林等以及研究生若干人,与广州珠江钢厂进行合作研究,实行了老中青结合、跨专业结合以及产学研结合的研究路线。

2001年,柯俊再访英国专程去导师汉森教授墓前缅怀。

2003年,“钢的组织性能综合控制理论及应用—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基础及材料性能特征研究”获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奖。2004年2月10日,柯俊作为第4 完成人,项目获教育部一等奖。

2016年6月23日,柯俊百岁华诞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柯俊亲临会场,教育部、中科院等相关单位,亲朋好友、师生及校友代表等2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举行了“柯俊科技教育基金”揭牌仪式,“柯俊科技教育基金” 由柯俊个人捐资10万元,北京科技大学出资20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并募集社会资金,旨在奖励国内外在材料、科学技术史领域突出贡献的优秀学者。

2017年8月8日早晨7:30左右在北京中日医院仙逝,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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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俊先生是国际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科学技术史学家和教育家,由于在奥氏体中温转变—贝氏体方面的学术成就,被国际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Mr.Bain)。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奋斗在冶金、材料科技界、教育界、工业界、考古界,情系矿冶,悉育桃李,成就了辉煌的钢铁人生。

我与柯俊先生都是浙江人,先生来自黄岩,我来自崇德。我们之间的缘分始自1954年。那一年的秋天,凭着为祖国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的理想,我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学习电冶金。来到学校不久,便见到了在校园内骑着一辆英国蓝羚牌自行车的、风华正茂的柯俊先生,对这位留英归来的著名教授同学们都充满敬意。

柯俊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先生作为天津学联的骨干之一,高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天津学生的“一二•一八”大示威。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先生流亡到武汉,在武汉大学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大学毕业后,先生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先是负责民营工业的搬迁工作,后赴越南、缅甸、印度组织抗战物资的运输。后来,先生怀着“科技报国”的理想赴英国留学,博士毕业后取得伯明翰大学的终身教职。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并向挽留他的朋友说:“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尽管生活条件远远比不过英国和美国,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当得知了先生的这席话时,在校学习的我们都深受感动。这也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刻苦学习、钢铁报国的决心。“文革”期间,先生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残酷批判,然而依然坚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信仰,并在拨乱反正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柯俊先生是一位具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教育家。早在英国学习和任教期间,先生就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果。回国后,他预测到金属材料学与固体物理紧密结合的国际学术趋势,和冶金工程日益需要物理化学的理论支持才能不断创新,提出了工科大学要走理工结合的发展道路,并在母校创立了物理化学系,开创了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和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培养理工结合的科技人才。在那段物质条件艰苦,政治运动频繁的岁月里,先生以对科学事业的忘我追求,立足国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耐热合金、永磁合金、半导体材料、超低碳贝茵体钢等一系列战略材料的研究,并非常注重解决工业生产、国防工业中的实际问题。“文革”后期,先生提出将研究冶金、材料的科技手段与考古工作紧密结合,开拓了冶金科技考古的学术方向,并在母校创设了科学技术史国家重点学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积极推动中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并在母校组建了被誉为“大材料”的教育改革试点班,为我国新世纪工程教育改革探索了宝贵经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先生在《钢铁发展与人类文明——驳钢铁工业是夕阳工业》一文中做出的许多预测,在今天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

柯俊先生学风严谨、淡泊名利、提携后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了光辉榜样。母校的师生们都知道,柯俊先生治学非常严谨。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他与考古部门合作,如果考古报告不发表,他主持的相关鉴定报告就不发表。先生的严谨学风,使得他在学术界赢得广泛尊重。正是以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钢院人的严谨治学,奠定了母校“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优良传统。对于名利,先生非常淡泊,他受邀到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做报告,不讲排场,甚至自付旅费,退邮酬金。每次见到先生,他都是异常忙碌,他常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先生关爱后学,为祖国培养青年学术人才不遗余力。他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人脉,不知推荐过多少学生、青年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深造,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已成长为院士、长江学者或优秀的科学家。

徐匡迪

201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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