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在近期提醒人们要注意两个信号：一是今年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认为从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决定对中国厂商征收32.12％至52.51％的反倾销税。二是2月2日美国商务部裁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获得了补贴，并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所以要加75.60%的反补贴税率。如此高额的关税，美国基本上是要对这些商品进行彻底封杀。

CF40研究部认为，中国始终表态将通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来防范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也必须留好“后手”，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正文

贫富差距扩大和文化身份认同导致民粹主义在西方兴起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各方均试图的事后给出合理的解释，而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兴起是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的观点，民粹主义的兴起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日益增长的移民以及金融危机都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资本主义全球化、超国家机构的角色以及媒体转型都是构成民粹主义兴起的政治因素。

具体地，尽管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地持续提高，但的确也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oseph Stiglitz指出，自从70年代以后，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就基本停滞了。在2000年以后，美国有些与中国竞争强烈的领域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确实受到许多负面影响。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Michael Spence认为，由于更好的再分配政策，欧洲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小，因而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选民对主权的要求。在欧洲，不同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国家对于拥有主权独立性的意愿，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产生了冲突。这导致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兴起。

民粹主义者不信任现存制度，对经济全球化持反对态度，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而作为经济全球化受益者的中国无疑会面临诸多挑战。在特朗普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之下，美国保护主义可能会攻击对美双边贸易顺差的国家（如中国），宣布货币操纵国，实施高关税与歧视性关税政策并忽视世贸组织。Wolf认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于中国有利，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必须在国内适时做出调整，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领导者。Stiglitz认为，面对特朗普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遵守国际贸易的原则和框架，更多地参与国际治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

全球化与国家利益并无根本矛盾

将“国家利益优先”作为执政的首要原则并不新鲜，更无不妥。但特朗普提出这一原则时，却将其与经济全球化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为保证美国利益优先，反对经济全球化，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国家利益与自由贸易真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吗？事实上，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自由贸易可以增进国家利益，并不妨碍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国际贸易能够发挥参与贸易各方的比较优势，促使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24%左右，如果再加上近5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总额，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则可达到30%左右。而且全球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也往往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如2005—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长速度为5%左右，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由此可见，自由贸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由贸易有利于一国的总体福利，但是在初次分配中可能会导致部分群体受损。比如当一国通过自由贸易进口钢铁时，该国的钢铁企业无形中多了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导致利润下降，甚至破产，造成钢铁工人失业。然而，解决方案不应该是“把婴儿和洗澡水同时倒掉”，而应该通过如税收和福利制度，在再分配过程中让贸易中受损的群体获得补偿，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信息化、老龄化、绿色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需要全球化。首先，信息化为我们造就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时代。在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全球化，特别是信息资讯的全球化已经无法阻挡。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服务贸易、跨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迅猛成长，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加安全便捷。其次，老龄化逼迫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随着全球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不但必要，而且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决之道。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最后，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同样需要靠经济全球化。只有通过节约、高效地使用资源，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正好有利于此。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争取合作、留好“后手”

尽管中国始终表态将通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来防范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也必须留好“后手”，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中国的应对措施可以针对中美贸易中替代弹性较大的产品，还可以利用美国分权制度的特点，通过美国国会来制衡及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谈判。许多人口大州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有很强的贸易合作关系或发展潜力，但若中美贸易发生冲突，这些地区的就业将受到较大影响。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Noland （2016）的测算，在全面贸易战的模式下加州的洛杉矶将损失17万个就业岗位，德州休斯顿将损失近9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地区的议员很可能倾向于限制国会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因此，中国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贸易措施来影响众议员在国会的投票。

首先中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降低畜牧产品贸易壁垒、加强与德州等传统能源州的能源贸易、与北部能源州加强能源贸易和基建合作、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等措施来软化特朗普政府对中美贸易的强硬态度。

其次，若美国政府坚持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可以实施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国可以通过减少对美国大豆、汽车和飞机的进口，以及在WTO的框架下减少稀土出口等措施来予以反制。

此外，在美国有意退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强化与欧洲、日本等贸易伙伴的合作，共同维持国际贸易秩序和WTO体系。虽然2017年3月初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自由贸易受到了严重挑战，但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与各国联合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或与G7国家合作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包括建立更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达成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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