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把去产能、去库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目标，这完全正确。但我认为，对于导致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的原因分析也很重要，如果导致问题的机理不了解清楚，那么，新的产能过剩或新的库存还是会产生。从逻辑上讲，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应该有供给和需求两大因素，即供给过大或需求不足，都会导致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笔者从09年起就关注国家发展战略或政策不当可能导致的产能过剩或库存增加问题。

以下文章是笔者对2012年发表的《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的第三章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更新，侧重观察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下各区域的投资效率，以此来说明当今三线及以下城镇房地产库存增加的原因，或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库存更为严峻的原因。

主要观点如下：1）09年曾发表《寻找中国经济下一个崛起的区域》，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的投资规模，并不能提高产出（GDP），投入产出比反而不断下降。2）继续观察6年至2015年，投入产出比下降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并没有因为连续15年的差异化投资而显著缩小。3）劳动力往东、投资往西，这样的资源错配，或是导致人口净流出地区房地产库存增大的一大原因。4）以稳增长或保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观，是各地政府盲目引导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的因素之一。

中西部地区持续高投入

均衡发展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包括地区间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等。事实上，政府在促进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政府为缩小地区间的不平衡作了不懈努力。比如，在1999年就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采取了十大优惠政策，确实对西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2003年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又推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

表现为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但这些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年上升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7.72%提高到了23.18%；2014年进一步提升到了24.57%；中部从19.83%提高到22.81%，2014年进一步提升至25.54%；东部地区则从2001年的53.9%降至2010年的42.69%，2014年进一步降至40.81%。

16年了，中西部及东北的高投入并未带来高产出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没有带来GDP的同比增长。如从2000-2015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仅从53.44降至51.52%，而西部地区只上升1个百分点，中部不到一个百分点，东北则不升反降。同样，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也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且从绝对额看，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

中西部地区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1990-2000年，曾高于东部地区。如1990年时，东部为4.32，西部为5.08，中部为4.7，东北为4.24，略低于东部。2001年以后，渐渐落后，如今则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2.8下降至2010年的1.32（2014年进一步降至1.12），东北至2014年只有1.07了。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在2010年之前都在2以上，2014年也降至1.7。二十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投资效率的低下。

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还非常遥远，即过去26年来，不论是中部、东北、西部还是东部，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转型比较成功的，也只有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了。重庆虽然增长速度快，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GDP之比却一直逐年上升，15年超过90%。

高投资导致了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和当地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增加。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地方债余额之和超过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和东北的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以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支总额为100为例，则中、西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如2010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4.1万亿，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

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20名之后，仅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的支出是170亿元（2011年数据）。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高投资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的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哪一年？

区域均衡发展：全球几乎没有的成功案例

从19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区域振兴政策，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东北振兴或中部崛起，政府的投入和银行部门的信贷支持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投资效益却令人忧虑，投资报酬率在逐年递减。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的。

如从全球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大城市的积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方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的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

国内也是如此，如深圳的出口额曾经一度超过整个印度。而东莞也曾成为全球规模经济中的神话：磁头和电脑机箱占全球的40%，覆铜板和驱动器占全球30%，IBM、康柏、惠普、贝尔等电脑公司都把东莞作为重要零部件采购基地。中国服装曾经有1/5出自东莞，而羊毛衫年产2亿件以上，东莞还是中国家具的最大出口基地。所以，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不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以上这些数据和事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投入容易导致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中国中西部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存在规模过小的问题，就连东部一些城市也不例外，规模过小导致产出率的下降。虽然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经济学上的距离却不等同于地理学上的距离，或仅以传送速度来衡量的距离，它应该是衡量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故中西部地区仅仅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来吸引产业资本是远远不够的。

1990年代末以来，政府除了不断地提及“扩内需、促消费”，并希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西部的经济发达程度能接近东部，推出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优惠政策。然而，过去16年来倾斜的大幅投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

早在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就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爱辉—腾冲一线，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人口地理分界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一格局仍未被打破。地理格局决定了经济的区位优势和劣势，逆地理环境的政策和逆要素市场化组合的政策，都会导致巨大浪费。

房地产库存增加根源：高投入难以提升城市竞争力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但究竟哪些城市最终会成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我们可以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国社科院每年都会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09、10两年的综合竞争力(增长、规模、效率、效益、结构、质量)来看，前十大城市中除了香港、台北和中部的长沙之外，其余的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如珠三角（深圳、广州）、长三角（上海、杭州）和京津地区（北京、天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珠三角地区，因其一些分项竞争力排序中领先的城市非常多，如东莞、深圳、广州和珠海均进入对外开放竞争力前十，而东莞和佛山则在经济效率竞争力方面进入全国各大城市十强。而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山东，也有不少城市进入分项竞争力指标的十强，如青岛、烟台、威海等。

时隔5年后，再看一下《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5》，前十大城市中依然没有一个城市属于中西部地区或东北。前30大城市中，也仅有成都、重庆和郑州三个省级以上城市入选。前50大城市中，中西部及东北被列入的，除了大庆之外，其他均为省会城市。

在中国长期推行的城镇化战略下，中小城市数量增长过快，而大城市人口集聚度不足。如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占比过少，其人口只占所有城市人口的47%，而全球的平均水平为73%。中国的大城市化率不仅远低于四小龙，还低于印度、印尼等欠发达国家。

再看2014年各省的GDP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超过2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之后是浙江（1.7）、江苏（1.52）、天津（1.5），无一例外的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其中上海以3.92的高产出遥遥领先。低于1的，分别是西藏、甘肃、青海和宁夏，接近于1的，分别是内蒙、宁夏、陕西、贵州。

因此，投入产出比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达到规模经济的重要指标，如单纯从各个省份GDP的增长率的排序看，发现内蒙、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是比较领先的，但内蒙主要靠矿产资源的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难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环渤海区域中天津的GDP增速前三年都排在东部地区的前列，但是投入产出比却不高，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天津的良好地理环境和日益提升的城市竞争力都有利于与北京等一批城市一起成为环渤海地区的增长极，这个增长极或许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新增长极，缺憾之处是辽宁和河北的竞争力相对较弱。而更值得看好的还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如河源、惠州、清远等城市的崛起，使得珠三角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更加巩固，而安徽的合肥和芜湖如果也能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产业，则会使得长三角经济的辐射性进一步提高。

正如香港、台北、新北等70年代崛起的城市至今仍保持强盛的竞争力一样，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还是远低于全球水平，未来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这些城市的规模应该更大，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将更集中。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全球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主要靠东部地区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大量的移民（至2015年底，中国有2.7亿的农民外出或就近打工）。

这几年来，东北经济增速回落明显，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高速增长估计也难持续下去，如内蒙、山西等经济已经快速回落。无论是投资回报率、规模经济要求还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都难支撑中西部地区的长期高增长，故今后能够持续发展的区域还是在东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都应该几个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区域内开展（主要集中在东部）。

应以区域间的人均GDP均等化为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将会维持下去，世界经济发展史也证明，崛起的区域总是集中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只有这样，生产要素才能获得最佳配置。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0%，中部地区占21%，西部地区占19%。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

2000-2010年，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

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借鉴，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

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相对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从资产要素流动的角度看，我国人力资源的主导流向与产业资本主导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东、资本向西，这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错配呢？发展战略制订上应该透过现象看实质，遵循市场化原则，顺势而为。期望国内所有落后地区的经济都能崛起是不现实的，但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需要缩小，这主要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与其它生产要素的匹配度提高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

此外，对于哪一个区域是否将崛起或持续发展，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不容忽视，但也需要做客观评估，真正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最终能崛起的，还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比如2010年之前，温州并没有享受到政府太多的扶持政策，而它却成为全国的民间金融中心，决定着民间市场利率，温州的每天飞机进出航班次甚至超过某些省会城市，这些都说明市场的诚信环境、私人资本牟利的本能，都要比政府的战略规划更有力量。

部分地区将出现房地产库存刚性化

正是由于一直以区域均衡发展为目标，不少地区为了稳增长，不惜代价开展造城运动，在投资方面已经严重透支了未来。因此，鬼城现象屡有出现。随着产能过剩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地区的产业优势逐步丧失，这就意味着当地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资金撤离，社会公共服务等也难以维系。那么，这类地区的房地产过剩问题，恐怕就刚性化了。正如有人所说，炸掉房子是最好的去库存办法。

即便像发达的经济体，如美国、英国等，也存在由于产业优势弱化而导致的“空城”现象。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就是一例，即随着美国国内汽车市场的饱和，。而中国的汽车产业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可能是继煤炭、钢铁等产业之后的又一个过剩产业。因为中国的重化工业化也早已到了后期，东北经济的衰落，人口的外迁，就是重化工业衰落的体现。

此外，中国人口的流动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经济能够维持增长，以人均GDP均衡为目标的区域间人口流动还会延续下去，即落后地区人均GDP的提升，主要靠人口外迁。这对于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房地产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还没有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因素。因为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肯定是农村或落后地区。

因此，要谨防为了去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导致社会资源的进一步错配；更要防范为了去库存而让当地老乡加杠杆，将企业的不良资产转换成居民的负债。（来源：华尔街见闻 / 作者：李迅雷，来源于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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