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误判了：房租、滞涨与消费降级│全球房价大趋势
全球房价大趋势
摘要：“大部分经济体本币房价上涨主要是货币现象，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十次危机九次地产。”
本文来自恒大研究院，作者任泽平、熊柴，实习生赵宁、韦茜等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原文标题《全球房价大趋势》。本文有所删节。
导读
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一书中提出了业内广为流传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本篇放眼全球近百年房价走势，考察驱动不同经济体和主要大都市圈房价走势的因素及规律。
摘要
不同经济体房价涨幅差异大：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1）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房价累计涨幅中位数为20.6倍、年均增速平均为6.5%，其中有南非、英国、澳大利亚等7个经济体累计涨幅在40倍以上或年均增长超过8%，也有德国、瑞士、日本、泰国等4国累计涨幅低于4倍或年均增长低于3.5%。2）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5%、7.8%，二者相关系数为0.71。名义GDP可分解为人均不变价GDP、人口、GDP平减指数三部分，再加上影响供求格局的住房制度，上述四方面可较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房价长期走势差异。总体来看，大部分经济体本币房价上涨主要是货币现象，但货币超发易滋生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十次危机九次地产，比如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由于新兴经济体较发达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快，因而本币房价涨幅较大。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5.6%，超过发达经济体3.6%的房价年均增速。3）美元房价涨幅与本币房价涨幅差异明显。如果一国货币严重超发，本币房价大涨不意味着美元房价大涨，在全球来看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比如，南非1970-2017年本币房价涨幅高达85.2倍，但美元房价涨幅仅为3.6倍。总的来看，1970-2017年22个经济体美元房价增长与美元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48；2010-2017年全球48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达0.8。美元房价长期走势亦可参照本币房价长期走势做相应的因素分解。
一国内部哪个区域房价涨幅最大：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1）由于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首位城市房价涨幅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英国伦敦最近50年房价涨幅达106倍，远超英国整体的61倍；法国巴黎市1965-2015年房价上涨32.5倍，明显超过法国整体的22.7倍；美国纽约市1975-2017年房价上涨8.1倍，高于美国整体的5.6倍。日本地价在泡沫破灭前36年上涨82倍，六个核心城市地级涨幅更是高达210倍。2）在大都市圈内部，核心区域房价涨幅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在英国，1995年1月至2018年3月，内伦敦房价上涨6.4倍，大于外伦敦的4.8倍。在法国，1997年4季度至2017年3季度，巴黎市房价涨幅达2.95倍，明显超过近郊三省的1.97倍、远郊四省的1.43倍。在美国，1987-2017年，纽约市曼哈顿区、皇后区房价分别上涨2.14、2.22倍，超过纽约市和纽约分区的1.41、1.43倍。在日本，在房价见顶前五年，东京都区部房价上涨2倍，高于东京都的1.8倍和东京圈1.2倍。3）人口流入幅度大的地区，房价涨幅可能更大。当前纽约地区虽仍为美国第一大都会区，但过去近60年人口增幅明显不及洛杉矶地区，因而房价涨幅相对较低。1975-2017年，纽约分区房价上涨9.5倍，明显低于洛杉矶分区的13.9倍。日本东京都因人口持续流入，在地产泡沫破灭后于2006年率先反弹，2006-2016年累计上涨11.7%，居日本之首。
结论：大都市圈房价跑赢印钞机，构建居住导向的中国新住房制度。1）从全球视角看，一国房地产市场取决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住房制度。其中前两项是基本面因素；货币超发会导致国内本币房价大涨但不一定美元房价大涨，即在全球视角下不一定具备投资价值；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2）房地产具有抗通胀属性，能部分分享经济增长红利；长期来看，全球货币超发是普遍现象，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能够跑赢印钞机的资产不多，在多数国家大都市圈的房地产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中国》研究发现，过去四十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1998-2017年M2增长16倍，从各类资产价格表现看，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等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的核心资产等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3）从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一些经济增长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其核心城市房地产具有较大投资潜力。4）构建居住导向的中国新住房制度。包括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丰富供应主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风险提示：房地产投资收益等测算未考虑税收、租金等因素。
正文
不同经济体房价涨幅差异：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住房制度
1.1 近50年23个经济体房价走势差异明显
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房价平均累计上涨20.6倍、年均增长6.5%、，其中有南非、英国、澳大利亚等7个经济体累计涨幅在40倍以上或年均增长超过8%，也有德国、瑞士、日本等3国累计涨幅低于4倍或年均增长低于3.5%。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速平均为6.5%，折合累计涨幅为20.6倍（其中，BIS对西班牙、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房价数据分别从1971、1975、1979、1988、1991年开始统计）。依据房价涨幅大小，可大体分为三类：
一是房价累计涨幅在40倍以上或年均增长8%-10%的，有南非、新西兰、西班牙、英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爱尔兰等7个经济体。其中，南非房价涨幅高达85.2倍、年均增长9.7%，中国香港1979-2017年上涨20.1倍、年均增长8.4%。
二是房价累计涨幅在12-35倍之间或年均增长5.5%-8%之间的，有意大利、加拿大、法国、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12个经济体。其中，意大利、挪威房价分别累计上涨34.4、29.9倍，年均增长超过7.4%；马来西亚1988-2017年上涨4.7倍，年均增长6.2%；其他10国涨幅在12-24倍之间，年均增速在5.5%-7%。
三是房价累计涨幅在4倍以内或年均增长低于3.5%的，有日本、德国、瑞士、泰国等4个经济体，其中前三个累计涨幅分别为2.5、2.6、3.7倍，泰国1991-2007年上涨1.1倍。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推进，全球房价走势联动性逐渐增强。比如，1980年代中后期北欧四国房价下跌，1990年代初日韩房价下跌，1997年东南亚房价下跌，2007年全球房地产下跌。从房价走势看，近50年23个经济体可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房价基本持续上行、期间调整幅度小的经济体，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4个。1970年以来上述4国任何一次下行周期中累计下跌幅度均未超过9%。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3国未曾出现连续两年下跌的情况；法国在1992-1995年、2008-2009年、2011-2015年三次明显调整，但三次累计跌幅均未曾超过7%。不过，由于近几年投机炒房明显，当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房价明显下行，不排除本轮下跌幅度超过10%。
二是房价曾大幅下挫但后期上行超过前高的经济体，有英国、美国、瑞士、荷兰、南非、挪威、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14个。比如，荷兰房价在1979-1982年暴跌30%、2008-2013年大跌超19%，南非房价在1984-1986年下跌11%，芬兰房价在1990-1992年暴跌37%，瑞士房价在1990-1998大跌22%，马来西亚、泰国分别在1997-1998、1998-1999年累计下跌均超过11%，中国香港在1998-2003年累计暴跌超60%，美国房价在2007-2011年大跌超30%，英国房价在1990-1992年下跌近11%、2008-2009年下跌超13%。上述经济体房价在大幅下跌后继续向上，现均已超过前高。
三是前期房价泡沫破灭、至今仍不及高点的经济体，有日本、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4个。虽然时代和国别不同，但历次房地产泡沫堆积无一例外受到流动性过剩和低利率的刺激，而历次房地产泡沫崩溃则都跟货币收紧和加息有关。日本、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房价分别在1990、2007、2007、2008年见顶，其中前三个国家房价近几年稍有反弹、而意大利依然低迷，2017年末上述四国房价仅分别相当于峰值的60.3%、75.7%、77.2%、83.8%。
四是房价走势基本平稳、涨幅总体较小的经济体，只有德国1个。1970年以来德国房价有三次比较大的上涨周期：1971-1981年累计上涨近1.1倍，1987-1994年累计上涨35.8%，2009-2017累计上涨35.7%；而在任何一个下行周期中累计下跌未曾超过10%。
1.2 本币房价长期走势与经济增长、人口变化、货币供应及住房制度相关
不同经济体本币房价长期走势差异可以解释为四个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动引起的人口效应、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房地产兼具消费品属性（居住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和金融属性（投资投机需求，并可以加杠杆），因而房价不仅取决于供需（人口及居民收入、土地供给），还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从全球房地产市场运行经验看，在无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经济金融危机等冲击的情况下，一国房价随着经济发展而长期上涨。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5%、7.8%，二者较为接近、且相关系数为0.71；如剔除韩国，22个经济体的相关系数为0.8；如剔除韩国、泰国，相关系数达0.85。名义GDP可分解为人均不变价GDP、人口、GDP平减指数，加上影响供求格局的住房制度，四因素可较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房价长期走势差异。
1）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不变价GDP增长反映剔除价格后的真实经济增长，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增长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提高、增加房产需求。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为3%、中位数为2.5%，人均本币不变价年均增速的平均数为2.2%、1.8%（部分经济体数据计算从有房价数据时开始，瑞士从1980年开始）。其中，韩国人均本币不变价GDP年均增长高达5.6%,爱尔兰、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年均增长均在3%以上，其他经济体多在2%以下，南非仅有0.5%。
2）人口总量与结构变化引起的人口效应。人口对经济体层面房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房价。人口总量变动包括自然增长、跨国（境）人口流动，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变化与住房需求呈正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前全球生育率为2.45，其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7、1.83、2.81、4.8，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生育率已经不足以弥补人口世代更替。但高收入经济体吸引了大量人口跨国流入。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报告中谈到，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净迁入人口超过4800万、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净迁入合计接近1600万，德法英西意等西欧五国净迁入合计超过1100万，加拿大净迁入约900万，澳大利亚净迁入近700万。因此，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中国香港、美国1970-2017年人口年均增长分别高达1.5%、1.2%、1.1%、1.1%、1.0%；而德国、意大利、日本移民政策较为保守或移民较少，人口年均增长分别为0.1%、0.3%、0.4%；德国人口在2004-2011年一度累计减少约230万、后因移民重回增长，日本人口于2009开始负增长，意大利人口从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房价。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家庭户规模等人口结构变化，将引致住房需求变化。在家庭户规模方面，由于结婚年龄推迟、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低生育率、寿命延长、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导致全球家庭户规模呈小型化趋势，这增加了一定的住房需求。1960-2015年，美国家庭户规模从3.33降至2.54人，日本从4.14人降至2.39人；此外，1980-2015年，韩国从4.78人降至2.73人。在主力置业人群方面，美国20-49岁人口规模尚在持续增长，日本、韩国、英国分别已在1996、2004、2011年见顶，主力购房人群的规模变化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已经阐述。
三是人口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房价。人口红利是许多追赶经济体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往往转为中速或低速增长。
3）货币供应带来的货币幻觉。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货币超发，从而引起资产价格变化。一般而言，广义货币供应增速高则通胀高。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年均GDP平减指数的平均数为4.7%、中位数为4.4%，不仅在绝对水平上与23个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的平均数6.5%较为接近，而且波动较为一致。比如，1970-2017年南非广义货币增长474倍，在货币大幅超发下南非名义GDP增长387倍，实际GDP仅增长2.3倍，GDP平减指数增长116.6倍，房价上涨85.2倍；美国广义货币增长25.6倍，名义GDP增长18倍，实际GDP上涨2.7倍，GDP平减指数增长4.1倍，房价上涨13倍。但是，货币超发易滋生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比如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由于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增长较快，因而以本币计算的房价涨幅较发达经济体更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2017年印度、墨西哥等10个代表性新兴经济体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平均为14.3%，明显高于英美德日等10个代表性发达经济体的5.8%（见恒大研究院报告《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国际经验》）。根据BIS统计，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房价年均增长5.6%，超过发达经济体3.6%的房价年均增速。
4）住房制度影响的供求格局。住房制度是一国房地产市场导向，一个好的住房制度能使房价长期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个坏的住房制度可能引发房价暴涨暴跌、削弱甚至掏空实体经济。德国房价之所以长期稳定，关键在于其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三大支柱分别为：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与住房金融体系，鼓励居民长期持有住房、打击投机的税收制度，保护租户权益、鼓励长期租房的租赁制度。新加坡目前形成以组屋为主、私宅为辅的二元化供应体系，供给结构呈现“廉租房-廉价房-改善型组屋-私宅”的阶梯化分布，住房自有率超过90%，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中国香港住房制度则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一方面居民居住空间狭小、房价暴涨暴跌，另一方面大量土地未得到充分利用、土地开发率仅24%（敬请关注恒大研究院研究策划半年，近期将重磅推出的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中国等经济体住房制度系列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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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误判了：房租、滞涨与消费降级
摘要：李迅雷认为，国家把今后三年确定为去杠杆和防范风险的攻坚战，股市和楼市仍将共同面临估值压力，全国普遍意义上出现房租上涨趋势的逻辑还是找不到。
本文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lixunlei0722），原文标题《大家是否误判了：房租、滞涨与消费降级》
最近微信上热议的财经类话题不少，进入到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写手，就像卡拉OK时代，人人都是歌手一样；发生的一些事件容易被过度解读甚至夸大，并达成所谓的“社会共识”，而客观、理性的分析声音却屡屡被淹没。本篇就房租上涨及未来趋势、中国是否会出现滞涨以及消费究竟是不是真的降级了这三大热点谈一些不同看法。
房租应不会形成上涨趋势
这些天讨论房租上涨原因的文章铺天盖地，假设今后房租上涨成为趋势，我也不认可“长租公寓”垄断了房源等一些具体解释，就像2008年通胀时，行政部门把通胀归罪于流通环节运输成本过高一样。
还有人说，北京房租上涨是因为拆除违章建筑、打击群租房等，但上海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何唯独北京房租上涨幅度如此大而其他城市上涨不明显呢？或许今后其他城市房租也会陆续上涨，那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我国的租售比长期偏低的现象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因此，房租上涨其实是对租售比偏低的一种修复方式。但通过房租上涨来修复不合理的租售比是一种方式，但房租并不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以下我试图从三种可能的情形来讨论房租的未来趋势及其他问题。
首先，房租变化是受供求关系决定的，由于管制较少，房租市场比土地市场更加市场化。就短期而言，受到限购限贷、严控房价等政策影响，房地产交易市场已经趋向清淡，但资本总是逐利的，房地产市场上的巨额资本试图通过租赁市场来获利，故炒高房租的行为可以理解。
但从中长期的正常情况看，如果出现人口净流入数量超过可租房数量的净增，则房租可能出现上涨。但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在持续减少，故大部分城市净迁徙人口为负，但可供出租的房源应该还在增加。
北京和上海都属于国家严控人口流入的超大城市，因此，从需求这一层面看，房租似乎也缺乏上涨的基础。所以，从供需关系的角度看，基本面并不支持房租上涨成为趋势。
房租“上涨”与股价下跌可否归属同一个逻辑？
其次，房租/房价的变化与利率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相关性，如预期未来利率上行的话，那么，租售比也有可能上涨。最近不少人担忧出现通胀，一旦通胀，利率就会上行，这是房租上涨的理由？但为何不是房价下跌呢，这样租售比同样会提高。
联系到年初以来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其逻辑不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问题，因为盈利增速仍在提升；应该也不是当下的利率问题，因为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还是往下走的。既然不是前两者，那就是对未来利率上行的担忧了。
未来利率上行的逻辑是什么呢？至少有三条线索来支持未来利率上行：人民币大幅贬值、通胀和经济危机。因此，由于投资者对未来预期偏悲观，使得股票风险溢价提高，导致股价下跌，而股价下跌会使得股市的估值水平进一步下移。
对于楼市而言，也面临同样的估值压力：假设租售比为2%，则对应50倍市盈率，而目前上海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大约为13倍，深圳23倍，深沪股市市盈率中位数为30倍。因此，楼市的租售比或许也面临上调压力，或者租金上涨，或者房价下跌，使得房租“相对上涨”。
第三，未来经济增速下行会导致企业盈利增速的下行。二战之后，经济成功转型的两个国家都出现在东亚，日本和韩国。它们都是在低债务背景下实现了转型，成为高收人国家。中国正在转型中，但不幸的是，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人口也老龄化了，所谓的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债。记得1998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靠基建投资来扩大内需，让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官方表述），但同时政府的债务率第一次大幅上升；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大搞“铁公基”，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但债务率再次大幅上升。
2016年欧美经济回升，带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大部分新兴市场的股市都跟随成熟市场，但我国经济虽然也有所走稳，但靠得依然是负债，因此股市表现很差，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不佳。
因此，从今后50年看，中国经济要向日韩那样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国家把今后三年确定为去杠杆和防范风险的攻坚战，因此，今后三年股市和楼市仍将共同面临估值压力。
所以，即便今后中国能够幸运地躲过经济危机，但经济减速和利率下行将相伴而行，全国普遍意义上出现房租上涨趋势的逻辑还是找不到。
未来出现滞胀的概率很小
最近谈论通胀的话题又多起来了，更有不少人谈滞胀。从过去10年看，市场上预测将出现滞胀的声音出现过多次，但滞胀的情形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就连通胀都被屡屡证伪。那么，接下来会不会真的有一轮通胀呢？
7月份的CPI数据略超预期，同比涨幅为2.1%，环比0.3%；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其中猪肉环比上涨2.9%，此外，燃料价格上涨较多。
由于中美贸易纠纷，如果接下来彼此不断加征关税，中国将大幅减少对美国大豆和天然气，势必导致部分农产品和燃料价格的上涨。8月6日美国发表声明，将重启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解除的对伊制裁措施。欧盟方面则宣布抵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伴随着伊朗核问题冲突，高油价的状态势必会持续一段时间。
回顾过去20年来的中国国内通胀，几乎都是内生性的通胀，不管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的，都表现为与GDP增速具有一致性。从2015年开始，市场一直担忧通胀，但事实上通胀并没有成为现实，反而是制造业出现通缩，为此才有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中期以后，PPI出现转跌为涨，但也没有明显传导到CPI。可见，在GDP增速回落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内生性通胀。
假设明后年出现通胀，则应该属于输入型的通胀。但输入型通胀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外部通胀的环境，但外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如以中国进口商品的国别分布来看，进口占比较高的几个国家是欧美日韩，尽管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有所提升，但幅度并不大。
自2016年欧美经济引领全球复苏至今，已经过去近三年，经济回升周期已经步入下半场。因此，2020年以后全球经济走弱的概率增大，通胀的概率则进一步下降。
影响CPI最大的恐怕是猪肉和原油，其中猪肉与大豆的相关性较大，原油则牵涉到地缘政治。未来中美贸易比重彼此都会下降，但中国与美国之间又会找到彼此的替代，尽管成本都会上升，我认为还是有限的。因此，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即便会出现，也属于温和通胀。
至于滞胀，即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出现了通胀。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速而言，今年尚可保持在6.5%以上，明年也应该会维持在6%以上，而今后几年，估计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5%左右。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位于全球前列，这么可以称之为“滞”呢？
消费增速下降不等于“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这一提法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的认同，恐怕与目前居民债务率的上升有关。但从数据看，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8.8%，尽管增速下行，但要比美国第二季度消费支出的增速高一倍以上。
很多人会提醒我，统计局数据不能信，但麦肯锡的调查数据呢？他们调查的结果是2017年中国居民购买的奢侈品金额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我又找了澳门经济局的数据，今年1-7月份，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为1755亿，同比增长17.5%，这其中的主要贡献应该来自大陆吧？
有人会反驳我，上述消费都属于高端人群，中低收入阶层则是消费降级了。那么，这至少可以反过来说明消费降级之说有点以偏概全了。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结构，发现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并没有上升，从长期看，食品消费支出占比仍维持下行趋势——这就是恩格尔系数，下行代表消费升级。
事实上，这几年来消费升级还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低端白酒、啤酒、方便面等销量的增速都出现下降甚至负增长，但高端白酒、红酒、网购快餐的销量增速都维持中高速增长。不能因为一段时间的增长斜率趋缓，就断言消费降级。
但就具体消费品而言，其销量确实会和往年相比出现很大变化。例如，2016年乘用车销量增速达到一个峰值后，持续回落，但豪华车的销量依然看好。又如，去年由于房地产销量创历史新高，故与住房装修相关的行业都表现不错，但房产销量增速必然会回落，而且会负增长，故与住宅装修相关的消费产品的销量肯定会受影响。
从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支出构成看，医疗保健的支出份额比去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而文化教育娱乐的支出份额下降了1.7个百分点。说明消费升级部分的结构也有所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消费降级”。
不过，尽管我不认为“消费降级”，但仍需要关注消费增速下降过程的两大问题，一是居民杠杆率偏高带来的风险问题，杠杆率过高不仅影响消费，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消费减速所对应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回落较快问题，如2017年农民工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降至6.4%，其背后必然隐含着农民工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因此，消费减速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虽然不影响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但却反映了财税政策必须及时应对，如7月末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稳”，第一个就是稳就业，这是在上半年调查失业率数据创新低的情况下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