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贸易的贸易战:争夺全球产业分工话语权

2018-05-14
 

(原标题)不为贸易的贸易战:争夺全球产业分工话语权

摘要:中美贸易的核心冲突,不是开放市场,不是缩减顺差,是中美争夺未来全球产业分工的话语权。现代经济学理论改变了传统自由贸易的看法,包括贸易保护在内的各项产业扶持,被广泛地运用于战略性产业,因为决策者认为这些产业能够产生技术外溢,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秩序,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错,比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那些掌权的狂人,…其实他们狂妄的思想是来自几年前某位拙劣的作家。…危险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 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贸易战的核心冲突不是贸易

从矛盾、摩擦到争端、“战争”,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核心冲突到底是什么?

是敦促中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吗?不是。

中国是过去20年全球化发展最大受益者,实现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如果美国敦促我们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推动我们在深化改革道路上继续前进。何乐而不为?除了技术细节争议(比如把中国汽车进口关税降低到和美国同样的水平),中美双方在大方向上完全一致。

是缩减1000-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吗?不是。

特朗普狮子大开口,从原先缩减1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到现在美国代表团提出在2020年缩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平稳出口,来缩减巨额中美贸易顺差。1000-2000亿美元看起来规模巨大,但只相当于中国2017年进口总规模1.8万亿美元的5.5%-11%而已。

未来三年,中国每年额外增加4%的进口量,就能缩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即使GDP增速可能受影响下降,但增长的“质量更高,给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那么中美贸易的核心冲突是什么?

中国制造2025!

贸易手段服务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中美之间的核心矛盾是,在未来的领先性产业群,谁执牛耳。这不仅仅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序列,更预示经济增长潜力大小。

那么为什么中美双方都要争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龙头?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政策意图背后的经济学思想。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思想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86年,找来一些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在度假胜地罗德岛,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

会后,他把邀请来的经济学发言稿集结成册,出版了《战略性贸易和国际经济》(Strategic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犹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着乔治克鲁尼式的胡子

这份会议期刊重版7次,畅销世界。在引入中文版本后,这份期刊成为许多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指定参考书。在2000-2004年引发国内经济学界大论战,中国到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跨越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涉足其中。

那场经济学大讨论,影响了当时的两位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联名连续出版两本产业发展政策专著,《中国产业政策:理念和实践》和《结构转换研究》。这两名作者分别是,刘鹤(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杨伟民(现任中财办副主任)。

战略性贸易理论是相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的。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任何经济体都可以找到相对比较优势,分工生产后开展自由贸易。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己寻找相对竞争优势,扫除一切壁垒,促进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是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每个行业/企业获得的收益都是边际均衡的,没有超额利润。一旦出现超额利润,就会有新进入者,迅速消灭超额利润。

但现代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在学习曲线、规模经济和动态创新的影响下,边际规模效用递增,行业市场份额会逐渐集中向少数企业集中。

比如,互联网看似是门槛极低的自由竞争行业,但垄断程度却是所有行业里最高的。中美两个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上,占据八成流量的企业不足5家,而在传统银行业,有超过100家企业分享80%的市场份额。

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还推动了传统行业的市场份额集中,一些快速消费品和传统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大到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所有产业没有“租金”,产业之间利润均衡。一旦某个产业出现超额利润,就会有更多资本涌入,消灭超额利润。(“租金”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比如,某个产业所获得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

战略性贸易理论认为,有一些产业是具有“租金”的,他们不仅能够长期获得超过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而且还具有外部经济性,产生技术外溢,带动其他产业成长。

比如,1980-1990年代的家电产业,1990-2000的集成电路,2000-2010年的半导体芯片,都带动了产业集聚提升,是战略性产业。

为了培育发展这些战略性产业,一国可以提高关税、财政补贴、企业协同、政府扶持,可以向产业内企业明显倾斜,推动产业的跨越成长。

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的经验和教训

1960-2000年,日本在四十年内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支持,实施了产业跨越发展。经济学家山村光三对此有深刻的论述,

“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动机,一个全民族的共识:尽快从二战战败耻辱中恢复过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点被认为是重新获得民族骄傲的唯一方法。”

“大藏省(日本财政部)首先贷款给一些最大的银行(13家城市银行),再指导他们把贷款给最大的几家从事创新获得的企业。由于大藏省有权控制整个利率结构,可以规定给大企业的贷款低于均衡利率。”

为了发展具有“新兴产业”,日本允许国内垄断,让产业国内价格长期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让国内消费者补贴企业,促进企业获得更大国际市场份额,获取竞争力。比如1970-1980年代的电视机产业。松下、索尼、三洋、日立、三菱、东芝和夏普,这7家公司垄断日本市场。日本政府允许这7家公司形成价格联盟,甚至帮助他们提高进口家电关税,让日本国内电视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40%。这些企业拿了政府补贴和国内市场收入,向美国倾销低价电视机。

物美价廉的日本彩电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1967年的3%上升到1977年的37%,与此同时美国有21家家电生产商申请破产

“为了对付IBM,日本政府和5家企业一起在1976年4月成立了第4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联合研发委员会,100名来自日本计算机企业和通产省电子研究院的研究员聚集起来。在以后的4年,花费了包括政府300亿日元补贴在内的700亿日元。当超大规模集成技术被开发出来,研究所就地解散。”

强烈的贸易保护和政府扶持,推动了日本经济在1960-1980年代的跨越式发展,让日本站上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最顶端。

然而,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在2000年后慢慢失效。半导体产业,日本企业被韩国、台湾赶超;更前沿的智能手机和大数据等,也逐渐被美国甩开。

日本失去了互联网时代的创新能力,政府保护扶持的产业发展在科技创新中无能为力。其原因在于:

1,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创新,需要知识和信息充分的交流回荡碰撞。尽管日本政府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但各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却是相对封闭的,知识被严密地保护在企业内。

2,在泡沫破灭,长时间经济衰退后,日本执政主体动荡。执政的政策制定者,任期短暂,无法支持某类产业持续发展。

3,在技术创新方面,受到美国约束,在美创办的研发中心,新技术新产品往往不能直接输入到本国市场。

4,笨重的商业银行金融体系不能为创新融资。占垄断地位的传统信贷体系,不能为处于初创期的技术革命提供资金支持。由于股票市场长期低迷,股权投资的一级市场先天不足,科技创新无法获得优良的融资条件。

中国制造2025和全球产业分工秩序

克鲁格曼等现代经济学家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

2000-2010年期间,中国的产业快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首先,顺应劳动力优势,发展相对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接着,逐渐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市场换技术,发展自主创新。

从2010年以来,中国开始尝试“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产业。

中国决策层在不断鼓励刺激新兴的、具有技术外溢的,领先性行业快速发展。半导体芯片、光伏新能源、大飞机、电动车、5G/6G,这些耗费巨额资本,短期没有收益的,前沿产业得到了持续性、强烈的支持。

中国制造2025,就是选择未来具有技术外溢,外部经济性的行业,进行集中性投资和贸易保护,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顶端。

在没有贸易冲突之前,中国制造2025前景光明。

1,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0%,日本的2.5倍。超级稳定的政府具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资源动员能力;

2,中国的产业政策,具有强持续性。政策决策者非常了解科技进展,并且和企业、市场投资人形成高度一致。哪些产业是未来领先性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行业。

3,中国政府对于产业升级具有坚定的决心,不会因为任何外界干扰而出现波动。包括未来可能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

中国如何适度规避激烈冲突

首先,我们要客观清楚地认识到,中美贸易冲突,只是表象。核心冲突是全球产业分工秩序的重组,中美在争夺产业链条的顶端,制定全球分工体系话语权。

其次,这个核心冲突不可调和。中美双方,都不会在这个经济底线上做出让步。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冲突会持续很久。

然而,中国仍然可以适度规避冲突。促进产业发展,可以不通过赤裸裸的直接补贴和支持。

这些方法包括:

1,不向新兴产业提供直接财政补贴,而是在税收,和企业会计准则上提供灵活变通;

2,为战略性产业提供直接融资,设立多样性大型股权投资基金。

3,全力发展股权市场,完善二级市场。萌芽型的创新产品,无法被传统的银行体系所支持,只能依赖风险承受力极高的股权投资。而覆盖广泛的一级市场依赖于成熟的二级市场。A股市场需要更有广度(新经济代表)和深度(包括做空在内的对冲)

4,提供知识流动的创新共享平台。观察美国近10年的创新源泉,大学成为最重要的基地。大量创新型企业都依托围绕着著名院校。互联网时代,封闭式的知识保护,不利于产生新生知识。Facebook、Google,不仅允许离职员工带走源代码,甚至共享研究成果,因为流动和共享才能产生新知。

认清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冷静看待冲突的不可调和,不畏惧冲突,想方法减少冲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本文来源于水上漂石头,作者“七七四十壹”,原文标题为《不为贸易的贸易战:争夺全球产业分工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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